这些年工商力量在国内和超重不断地发展壮大，刘文蔚都要愁死了。
看着无数的读书人奔的不再是济世安民，而是大学毕业后好进公司，拿高薪，刘文蔚感觉着整个社会的气候都要让他窒息了。
对旧儒来说，如今工商这个阶级都应该去死！只有跪在他们跟前的‘工商’才是好‘工商’。而打算着与他们并肩的‘工商’，都百死不足惜。
眼下的商人们，这些摆脱了旧日规矩的束缚的商人，毫无疑问就是旧儒最痛恨的存在。
尤其是港口的这些外贸商人。
后者不耕种，不务农，每每却都能赚到大把大把的钱财。生活奢侈，生活奢靡，铺张浪费，争风斗富，奢华无度，在旧儒眼中，那都是引发社会风气变化，人心不古的罪恶之源。
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手握着报纸。
报纸啊，在旧儒文人的眼中报纸应该是神圣的。可是‘打广告’，让全天下的报纸都多了一层金钱的外衣。
这简直就是玷污。
而且这些商人现在还学会了操纵报纸来攻击旧儒派。
每个利益阶层都有先天性的自我防卫意思，没道理只准旧儒在报纸上大肆抨击工商，而工商就不能反击了吧？很多工商可都跟新儒搅合在一起的，后者的手段可不是只挨打不还手。
所以，工商就没一个好东西。刘文蔚对此深以为然！
就任浙江守以来，刘文蔚就已经从过往的档案中发现了好多起海商子弟争风斗富引发的风波。比如宁波城外的那个跑马场。
从某王姓海商的儿子从印度引来了一匹好马之后，这就引发了一场比斗，于是短短三年中，阿拉伯马和欧洲马种相继出现在了宁波跑马场，那一匹宝马的价格往往上万块。
现在宁波跑马场赌马的规模日益扩大，连很多身价平平的平民阶层也有了买上一注的习惯，这在刘文蔚眼中那就是一个毒瘤，欲除之而后快的社会毒瘤。
而叶家正是跑马场的股东之一。
所以连带着整个宁波商帮都被刘文蔚视为了眼中钉。
可刘文蔚却知道自己有心而无力，不可能挽回这风气日渐败坏、铜臭弥漫的社会，因为这是皇帝允许的，是浩浩荡荡的大潮。他可以做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做一个海瑞那般铮铮铁骨的直臣，但就像一个海瑞挽不回大明朝日益败坏的吏治，挽不回大明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想来一个刘文蔚也挽不回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流。
可刘文蔚愿意抓住机会给自己厌恶的对象最沉重的一击。即使事后的反噬能让他丢官去职。
没官做了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家中的几十亩地足够糊口。没有了官做他正好投身报业，可以再无顾忌的去写自己早就想说想写的文章。甚至他还可以到安南去，这天底下有他的存身之地。
所以这中国工商阶层第一次力量的觉醒，却是把力量的使用搞错了目标了。
刘文蔚却不能接受现在的社会，他已经毫无害怕了。那么他还会害怕浙江省商业贸易的凋零吗？
这些最终打击的还是宁波海商，是宁波的贸易商人，是刘文蔚的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刘文蔚怎么会害怕呢？
市面萧条，商贸停滞，这对浙江其他的高层官员来说或许是个坏消息。
但对一个旧儒的真正信奉者来说，工商是干什么的啊，死光了才最好！
能重重的打击一把工商阶层，刘文蔚丢官也心甘情愿。
所以宁波商团本来团结一致要顶官府一把么，目的当然是要刘文蔚这个饿狼不得好过，却哪里知道会是如此个模样啊。
当然，从政府的反应上看，一定程度上这次‘资产力量的觉醒’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南京直接下告示了：《奴隶管制条例》。
再一次重申了朝廷对‘华奴’的坚决打击力度。
猛地一看似乎跟宁波叶家的事儿没什么关联，但这实际上却是在‘指点’叶家的华奴缘故，而片面的剃除了‘幕后黑手’的因素。
在沈国贞同宁波商帮的交流中可以知道，朝廷对于这种‘幕后黑手’也是不能容忍的，是要坚决抑制的。这也可以说是对宁波商帮的一个交代了。
可惜……
刘文蔚叹了口气，自己以官职为代价的博弈，对于宁波商帮的创伤也只能到这里了，想要继续下去怕是不能如愿了！
杭州已经接到了南京内阁正式下发的加急训令，责令省府尽快恢复浙江经贸的繁华。
对一个刘文蔚来说，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这消息传到他耳朵中的时候，浙江巡抚已经召集了省城四品以上官员会议，与会的还有宣传部门和工商局、轻工业局等五品官员列席。
风头已经转变了。报纸上已经接连开始宣扬其商贸对于浙江民生的重要性了。
监察院也要服从这一命令，但浙江监察御史的官帽子依旧套在刘文蔚的头上。而刘文蔚的打算也非常简单，派遣下级属官前往宁波、温州等地官府和商会总部，监督政令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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