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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老爷子今天的在复大的讲座题目是《人类的伦理自我理解之争》。
听起来很学术,但实际上触及的是当代社会最核心的困惑:在一个价值多元、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人类该如何理解自己?该如何建立普遍的道德规范?又该如何在不同价值观之间进行对话和协商?
讲座依旧受到追捧,偌大的相辉堂?和百年大礼堂一样的座无虚席,可在李乐,两下一对比,还是看出些不同。
燕大那风,素来直接,脑子里装的可能是康德黑格尔,嘴里聊的能扯到先秦两汉,急眼了能跟你争个面红耳赤,末了还可能拍拍肩膀,“走,喝一杯去!”
散漫里头,藏着一股子“天下”的劲儿,爱琢磨些虚头巴脑的“道”,脚底下不一定稳,但眼睛总瞟着天上。
而这里,是贴着黄浦江吹过来的,带着水汽和利。脚步快,眼神活,谈事儿像洽谈,做学问也透着股精明,更乐意把“道”变成可操作的“术”,把理想切成可实现的步骤。
少些狂狷,多些妥帖,像精心计算过的投资,追求一份体面而高效的回报。
一个像是未完工的狂想,一个则是已上市的绩优股。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对自身的理解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们从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身和世界。”
“我们相信,通过理性,我们可以认识真理,可以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可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尊严。”
“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残酷的课。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极权主义、生态危机……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理性的乐观信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这种怀疑和反思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回应。第一种,我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它质疑一切宏大的叙事,质疑理性、真理、主体这些概念的合法性......但问题在于,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建构的,那么我们如何评判对错?”
“如何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对话?如果连对话需要遵守规则这个前提都被解构了,那么对话本身还有可能吗?”
李乐翻着翻着,忽然发觉,老爷子今天临时加料了。
框架没变,论证脉络没变,但在几个关键节点上,他加入了新的东西,一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的伦理争议案例,一些关于“他者”与“承认”的讨论,甚至隐约提及了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价值冲突的实例。
这不是课件上的东西,这是在燕大、清大、社科院转了一圈,和国内的学者们交锋之后,哈贝马斯对某些问题的呈现方式做了微调。
不是妥协,是校准。他在用他的方式,回应他在感受到的某些思想脉动。
难道是离开了燕京,到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老爷子开始放飞自我了?
好在,李乐受过克里克特教授的“虐待”。
那位老太太对哲学人类学的偏执近乎病态,动辄要求他在两天内啃完三百页德文原着,然后用十五分钟复述核心论点。
那种魔鬼训练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在任何哲学文本面前都不会露怯。
老爷子临时加的东西虽多,却都在他知识储备的边界之内。
“Die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zwingt uns, die Grenzen des Menschlichen neu zu vermessen...”
“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重新丈量人类的边界。”
“......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多元的世界里,单纯的复归是否可能?是否可取?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时,当我们不得不与持有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人共同生活时,我们能否仅仅诉诸我们的传统’来解决问题?”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我认为是有的。这条道路,我称之为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它不寻求回到前现代,也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而是试图在启蒙的遗产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程序性的伦理自我理解。”
李乐在脑内快速检索,调出彼得·斯劳特戴克关于“人类动物园”的论述,调出查尔斯·泰勒关于“承认的政治”的章节,甚至隐约想起阿伦特《人的境况》里关于“行动”与“劳动”的区分。
这些思想的碎片在他脑中飞速拼接、对照、筛选,最终凝结成清晰流畅的中文。
这需要李乐在翻译时格外小心。
有些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有相对固定的译法,但在中文里可能需要创造性的转换。
比如“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直译是“后形而上学思维”,但中文的“形而上学”有特定涵义,容易误解。李乐斟酌了一下,译为“后传统思维”,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更符合中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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