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完毕，大头姐姐带头鼓掌，掌声在静谧的庭院中响起，她拿起话筒，开始了今晚的“引导”环节。
这位，也果真“名不虚传”。
她提出的问题，听起来有时天真，有时外行，甚至有些“傻气”。
比如，她会问，“哈贝马斯不是，您说的这种纯粹理性的交往，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吗？比如两口子吵架，能不用情绪，只讲道理吗？” 或者“如果对方就是胡搅蛮缠，根本不讲理，那理想言谈情境是不是就破产了？”
问题抛出来，底下有些人会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觉得这问题太“俗”，太“不学术”。
李乐一开始怕老爷子觉得这些问题过于浅薄，不屑于回答，心想着如果老爷子回应过于简略或抽象，他是不是在翻译时做些“春秋笔法”，既不失原意，又能让对话继续下去，避免冷场或尴尬。
但哈贝马斯听着那些“幼稚”的问题，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反而显得很感兴趣。
他认真地听完翻译，思考片刻，然后用同样平实的语言回答。
关于“夫妻吵架”，他说，“理想的交往当然不是要消灭情感。情感是重要的，是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但好好说话意味着，当我们需要就某个具体问题做决定时，我们能尝试暂时将受伤、愤怒的情绪放在一边，或者至少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及其影响。”
“然后努力用对方能理解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我的方案更好。这很难，但这是共同生活必须学习的艺术。它不保证每次成功，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关于“胡搅蛮缠”，老爷子则笑了笑，“如果一个人彻底拒绝理性，拒绝遵守任何基本的交往规则，那么与他进行真正的、旨在达成共识的对话，确实是不可能的。”
“这时，交往可能就不得不让位于其他形式的协调，比如法律、规则，或者保持距离。”
“但理想言谈情境的价值在于，它首先要求我们自己遵守这些规则，并预设对方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的人，除非对方用行动彻底打破了这种预设。它首先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然后才是对他人的期待。”
哈比马斯回答时，目光平和，语气诚恳，丝毫没有“大师”面对“小白”时可能有的居高临下。
他仿佛真的在认真思考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诘问，并努力用他的理论给予回应，哪怕这种回应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正是这种认真和诚恳，赋予了他的回答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李乐翻译过去，尽量保留原意。
大头姐听了，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连连点头，“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一种应然的追求，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即使不能完全实现，也能照亮现实，让现实中的沟通变得更好。”
“就像我们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地球引力，但理解了引力，我们才能造出飞机，飞向天空！”
这个比喻……李乐听得心里直皱眉，有点过于简单化和鸡汤化了，但似乎又歪打正着地触及了一点皮毛。他看向哈贝马斯，老爷子似乎对这个略显粗浅的比喻笑了笑，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这个理解的方向。
而李乐也反应过来，这位姐姐哪里是真的不懂？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是一种策略。故意把自己放低，用一种看似“小白”、看似笨拙、实则极具引导性的方式，把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拉回到柴米油盐、人间烟火里来。既降低了问题的门槛，也给了哈贝马斯一个用相对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复杂理论的机会。
她在“勾着”老爷子说更多，说得更白，说得让在座所有人都能听懂，并且觉得“哎，这跟我有点关系”。
而哈贝马斯，这位经历过无数学术论战和公共辩论的思想家，又怎会看不穿这点小伎俩？他只是顺势而为，用更平实、更具建构性的方式回应，将对话引向深入，而非陷入无谓的争
果然，在随后的交流中，大头姐又抛出了几个类似的问题。
“有时候，说真话会伤害别人，或者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时我们还必须说真话吗？”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人们连基本的是非对错都达不成一致，还可能达成您说的那种理性共识吗？”。
问题本身并不高深，甚至有些是老生常谈，但经过她那种带点困惑、带点求知欲的语气包装出来，却恰好契合了在场许多非哲学专业听众的潜在疑问。
哈贝马斯耐心地一一回应。
他强调“真诚性”是理想要求，现实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和对他人的关怀来权衡，但不应以此为由放弃对真实的追求。
也区分了“妥协”和基于更好理由的“共识”，承认价值分歧的深刻性，但认为在具体实践层面，通过对话寻找重叠共识或暂时性共识仍然是可能且必要的。
李乐顺水推舟，之后的翻译，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基础上，也尽量使用更口语化、更易理解的表达，偶尔加入一两个本土化的类比，比如用“求同存异”、“将心比心”来表达相关概念，让交流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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