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群人，城市户口，土生土长，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学历拼不过大学生、研究生，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薄弱。”
“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那些活儿，农民工也能干，可能干得更好，要求更低，更能忍。而且农民工背后，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他们呢？他们的乡在哪里？退了，能退到哪儿去？”
惠庆微微颔首，他接过话头，“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一种结构性的挤压。就业与生计的挤压，公共资源的竞争，居住空间的区隔，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
“对，”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攥成拳，“就业市场的挤压，好工作够不着，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
“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他们的家庭，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
“居住空间的挤压，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房价飙升，他们熟悉的、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
“社会认同的挤压，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
“城市在飞速发展，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技术化，甚至……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偏向精英化、效率优先。”
“招商引资、高新产业、人才引进、城市形象……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发展、上升通道，在宏大的叙事里，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是失语的。他们成了发展快车上，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有些颠簸、有些迷茫的乘客。车在往前开，他们也在车上，但脚下的地板，未必那么稳当。”
“所以，你的问题是？”惠庆拿起桌上的茶杯，没喝，只是捧在手里，像在借那点温度。
李乐深吸一口气，“我的问题是，在城市治理日益精英化的背景下，这个被结构性地挤在‘中间’的群体，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城市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被迫接受被分配的位置？”
“他们如何应对就业市场的排斥和挤压？如何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是封闭的、同质化的，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
“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更倾向于‘市民’，还是某种混杂的、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这些期待是现实的、可能实现的，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压制、甚至消解的？”
“他们的......”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拧开了水龙头，起初是试探的滴答，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
惠庆没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仿佛在数叶子。
等李乐说完，惠庆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看到了结构，看到了夹缝，看到了尴尬的处境。那么，怎么研究？”
“老规矩，先进入田野。”李乐显然有过思考，“不贪大，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或者，选择一个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场域，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
“比如？”
“比如在燕京，就以189职高，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做深度个案。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络、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想象，尽可能摸清楚。”
“然后，”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
“跟踪他们毕业后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进了哪些行业？换了多少份工作？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工资拖欠、职业伤害、社保缺失、情感归属？”
“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拓展了还是萎缩了？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认命了，还是依然在寻找出路？或许能捕捉到一些更结构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横截面上的切片。”
惠庆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方法上，个案追踪和参与观察，方向是对的。能沉下去，拿到一手鲜活的经验材料，比任何二手数据都宝贵。”
“但选点要讲究，要有代表性，也要有可进入性。189那种地方，门朝西，你一个燕大研究生，怎么进去？人家凭什么让你观察？凭什么对你掏心窝子？”
“身份是个问题，”李乐承认，“直接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去，可能引起警惕，或者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我在想，或许可以换个方式，换个身份接触，先建立信任。或者，从外围入手，比如他们常去的网吧、台球厅、小吃街、劳务市场，先混个脸熟。再不行，从像韩二哥那样的关键中间人入手，他是那片的地头蛇，又是开店的，消息灵通，也有一定威望，通过他，或许能打开一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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