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进入田野的难度。蚁族相对集中，也有一定的同质性，通过租房、求职网站等渠道，接触相对容易。而你提到的这个群体，更加分散，更加异质。他们可能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工作、生活流动性可能更强，社会网络也可能更加封闭或排外。”
“你如何找到他们？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如何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进行观察和访谈？这需要更巧妙的策略和更长的时间。”
李乐点点头，“我.....”
惠庆一抬手，那意思，听我说完，“其次，理论框架的挑战。研究蚁族，你可以借鉴教育社会学、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落脚城市、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理论。”
“但这个群体，情况更复杂。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模糊的、流动的、策略性的。你需要整合的理论资源可能更广，包括底层研究、青年研究、职业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甚至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理论。如何搭建一个既能把握宏观结构限制，又能呈现个体生命经验的分析框架，很考验功力。”
“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太好听。真实的东西，往往不太好听，你明白？”
“我明白。”
惠庆看着他那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表情，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感慨，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再有，伦理和表述的难题。研究这样的群体，很容易陷入两种陷阱：一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或悲情叙事，另一种是猎奇或简单化的问题化呈现。”
“费先生曾经说过，书读多了，就容易变的小资，变得不接地气，把高高在上当成高屋建瓴。再做研究，就容易对他人的荒蛮想象，一边自我感动留下泪水满足了自己的同情心，另一边又成功的将他们和自己进行物种隔离。”
“如何保持研究的同情性理解，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学术距离和批判性？如何让他们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而不是仅仅成为你理论框架的注脚？如何在学术写作中，既保持分析的锐度，又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拿捏。这些，你怎么考虑的？”
惠庆的目光像在掂量一块刚出窑的砖，看它实不实，有没有暗裂。
“还有，你之前写的那篇蚁族的报告，固然数据扎实，分析也到位，结论写得克制。但有一个问题，你自己可能没意识到。”
李乐抬起头。
“那篇文章里，你引了鲍曼的废弃的生命，引了福柯的规训，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理论功底是有的。但文章读到后面，更多是理论的堆叠，是框架的套用，是引用大师的话来替你的研究对象发声。”
惠庆摆弄着手里的老花镜，“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文章里，那些蚁族的声音那么少？他们的原话，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挣扎，被压缩成了数据表格里的百分比，被解释成了理论框架下的例证。”
李乐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又闭上了。
惠庆笑了笑，“我不是批评你。毕竟批评不及时，就成了找后账。当时我想说来着，费先生拦住了，说你那个年纪，能做到那个程度，已经超出很多同龄人，要多鼓励，”
“但你现在要做的博士论文，不一样。硕士论文可以靠文献综述、二手数据、精巧的理论拼图，再加一点自己的调研，就能模糊过去。博士论文不行。你要贡献的不是搬运，是创造。不是缝合，是生长。”
“所以，现在，已经经历了几年的学习和历练，更成熟的你，说说你的路线图。山在那儿，你打算怎么爬？用什么工具？带什么干粮？预计在哪个崖壁会最陡，哪个风口风最大？这些，想过了没有？”
李乐坐直了些。
这个问题，他这几天在图书馆，对着那些文献和冰冷的数据时，反复盘问过自己。最初的冲动之后，需要的是冷静的路径。
“我原来的想法，”李乐斟酌着措辞，“是从边缘群体这个角度切入，用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的框架来分析。他们似乎被主流叙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看不见的阶层。”
“但我调了一些数据，特别是燕京、沪海、羊城几个地方统计局、劳保部门这些年关于就业、职业教育、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比的报告，还有几所类似189的职高内部流传的、不怎么对外公开的就业去向追踪表……”
李乐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像在梳理脑中的线索。
“看完之后，我觉得，边缘这个词，可能不准确，甚至有点……有点轻飘飘的，带着一种俯视的怜悯，或者学术上的距离感。”
惠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哦？那应该是什么？”
“他们不是边缘，”李乐抬起头，目光与惠庆相接，“他们是底层，或者说，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里，最基层、也最尴尬的那一层。”
“怎么说？”
“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李乐语速快了些，带着梳理后的确信，“高端岗位，要的是名校、海归、高学历、亮眼的履历，拼的是智力资本、文化资本。低端岗位，建筑工地、流水线、餐馆后厨……要的是能吃苦、肯加班、不挑活儿、价格实惠的劳动力，拼的是体力、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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