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所以，强监管时代的到来，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早晚的问题，是程度和方式的问题。”李乐肯定道，“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这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制度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当非正式规则的运行，开始对正式制度的权威、对系统性稳定、对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构成潜在挑战或现实风险时，规则的重新厘定、界限的重新划分、权力的重新驯服，就必然被提上日程。”
台下不少人，尤其是几位做实业的，眉头微微蹙起，表情严肃。
“这就是治理层面与资本关系的必然重构。还是回到各位创业店的那个阶段，改开之后的二十年间，为了激发活力，制度层面对资本采取了鼓励、扶持甚至一定程度上观察和默许的策略，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发展优先下的理性选择。”
“但当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当它的影响力开始渗透到经济之外更广泛的领域，当它的逐利逻辑可能与社会整体利益、安全产生张力时，原有的宽容边界就必然要被重新审视和划定。”
李乐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这本身就是社会契约在经济领域的一次深刻重塑。”
“社会契约？”那位“逢教授”忍不住插话，声音里带着思索，“小李老师，你这个说法有意思。具体怎么说？”
“简单讲，”李乐转向他，“之前的十几二十年，大众与改革者之间，有一个默认的契约，支持改革、忍受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确定，是因为管理者相信，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增长红利，能够惠及到普通人，或者至少，下一代。这个契约的核心是增长和未来的希望。”
“当适时，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激发活力、释放潜能、做大蛋糕。所以你会看到，政策是试探性的，监管是包容性的，边界是模糊的。这不是疏忽，是策略。”
“但现在，蛋糕做到一定规模了，新的问题出来了。发展带来的问题，不能靠不发展来解决。收入差距、资源错配、环境成本、金融风险……增长本身带来的普惠感下降，人们对规范、公平、安全感的需求就会急剧上升。”
“这些是发展伴生的问题，必须通过规范来消化。所以时代主题在换，从发展优先，转向规范与发展并重。”
他转过身，面向台下，“这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是系统演进的必然。就像一辆车，起步阶段要猛踩油门，速度上来了，你得换挡。你不能一直用一挡跑高速，发动机受不了，车也受不了。”
“你们觉得规矩多了、束缚多了，是因为车在换挡。这个过程肯定不舒服，会有顿挫感，会有动力中断，甚至会有熄火的风险。但不换挡，你就永远只能在低速区跑。”
李乐看向那位常总，看向马老板，也看向其他人，“所以，回到常总最初的问题。我们能坐在这张牌桌上，是因为我们赶上了那个契约强调增长、鼓励探索的时代。”
“而未来这张牌桌还在不在，规矩变不变，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契约的内容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取决于我们能否主动将自己的发展，嵌入到更新后的、更强调规范、责任和可持续的宏大叙事之中。”
“至于未来最大的风险，不是做不好自己的生意，是把自己的生意，做进了不该进的地界。”
这话说得直白，直白到有些刺耳。
台下有人笑，有人低头喝水，更有人皱起眉头看着桌面。
李乐停了一下，瞧在眼里，笑了笑，“既然刚说到重构，我再多说两句，可能会得罪人。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
“有个词，叫归因偏差。”李乐又用英语和法语念了一遍，淡淡的装了个low逼。
“attribution bias或者 biais dattribution。翻译过来就是，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内在因素，我聪明、我勤奋、我有远见。而把失败，归结为外部因素，市场不好、政策变了、队友不给力。”
“这种心态，人人都有。但问题是，当这种心态被放大到整个群体，就会产生一种集体幻觉，以为自己的成功，是个人能力的必然结果，以为时代给的红利，是自己应得的回报，以为制度默许的灰色空间，是自己开拓的疆土。”
两句话，每个字都像钉子，一颗一颗敲进听者的脑子里，几声咳嗽和深呼吸后，李乐瞧见有些人开始撇嘴，弧度最大的那个，李乐仔细瞄了眼，三年之后，在燕京留下了一座烂尾楼之后，把自己弄上了通缉名单。
等台下这些人把情绪释放完，李乐才继续道，“但事实是，成功，本质上是时代机遇、政策空间、市场红利、团队合力以及无数偶然因素和必然规律交织作用的结果。”
“个人努力和才智当然重要，但把它放到这个宏大系统里看，它只是其中一个变量。
“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内赋予你的行动空间和影响力，误认为是个人能力的无限延伸，进而产生一种‘人定胜天’、‘规则为我所用’的幻觉。这种幻觉，在契约内容转变时，尤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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