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陆游当时正值初入仕途之际，又年当身健力壮之龄（三十七岁）；照理，一个人产生隐逸之思常是在倦于官场及年老力衰之时，但现今为何提前出现了这种欲求退隐的心理倾向？对此，我们仍应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去细求。文中一曰：“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二曰：“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这就提供了两方面的答案：第一，作者其实早有“用世”之大志（他早在三十二岁所作的《夜读兵书》诗中就说过：“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因投降派的打击（他三十岁赴礼部试时曾被主考官名列前茅，却为秦桧所黜落），迟迟未能伸展其大才。现今虽在京师任职，然而仍“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所以就自然而产生那种思欲归隐的思想。第二，作者尚有生计之累，于此，也生发了“做官不如回家种田打鱼”的牢骚。故而，陆游之名其小屋为“烟艇”，一方面是表达了自己从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中承传而得的隐逸情趣，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作是他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愤懑情绪之表露。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始能比较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他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常会遇到这样的心理矛盾：是“入世”好，还是“出世”好？是为国家建功立业好，还是退隐江湖，做一个高人隐士好？在他们看来，这两方面就像“鱼”与“熊掌”那样，都是“我所欲也”却又“不可得兼”。于是，便出现了李商隐那种思欲“调和”或“统一”这二者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也就是说：“隐逸江湖”之思，是终身所怀的愿望；不过，真正的归隐，当在干过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两鬓斑白之后方始心安理得地实行。可惜的是，这种理想除开极少数人（如范蠡）外，几乎都无法做到。因而，陆游在本文中就改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他那既不能效功于当世又不能真正归隐江湖，既身困于陋屋闲官又强烈心怀故乡田园的苦恼；而如果再深一层挖掘，我们便可从其“反面”发现：作者的真正愿望却仍在李商隐的那两句诗中！这样，我们通过“剥笋抽茧”式的分析，就能透过其表层的翳障而直探其心灵奥区：本文实际是以旷逸之语来发泄他思欲用世而不能的苦闷——果然，在此文写后不久，陆游便有机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抗金北伐战争中去了（先是上书《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主张北伐；后是改调镇江通判，筹画军事）；到那时，我们既不见了他困于“饥寒妻子之累”的倦色，也听不到他“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的喟叹，而只看到一位“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词）的爱国志士，正奔忙出没于抗金前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除开其发端的故设悬念、引人好奇之外，主要还在于它的借题发挥和弦外有音。“借题发挥”是指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来抒发他那“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隐逸志趣；“弦外有音”又是指它的表面作旷达语而实际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牢骚——作者在他后来回忆这段“百官宅”的生活时，尚有诗曰：“簿书衮衮不少借，怀抱郁郁何由倾？”（《往在都下时，与邹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无日不相从……》）特别对于这后一点，读者须细心体味，方能察其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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