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肥水，一作淝水，源出安徽省合肥市附近的紫蓬山，西北流经寿县入淮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本文题目依《资治通鉴》作“肥水之战”），即发生在寿县的肥水上。这是一场关系东晋和前秦存亡的决战，也是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本文详细记叙了这场战争的始末，较为客观地揭示了这场战争胜负的必然性，成功地塑造了苻坚、谢安等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出作者极为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风格和对重大历史题材得心应手的驾驭能力。本文节选自史书《资治通鉴》（卷一○四、一○五），在古代文学史上亦堪称名篇。
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必然性，作者不是站在局外，作指点江山似的评论，而是通过写决策之时，苻坚手下的众多要臣苦口婆心的劝谏，自然体现出来的。公元357年，苻坚夺取前秦政权即位后，先后消灭了前燕、前凉和代国，统一了北方地区。随后不断向南扩展，夺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又攻占了襄阳、彭城两大重镇。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前秦政权所向披靡，势不可当，这是苻坚准备发兵九十余万，梦想一举消灭东晋的根本原因。但实际情况呢，且看苻坚的谋臣们如何分析当时战争双方的形势吧。古人言战，好谈“天时、地利、人和”。苻坚的谋臣，正是从这三方面指出了东晋所处的有利地位。关于“天时”，石越说“今岁镇守斗，福德在吴（指东晋统治的地区）”；太子宏说“今岁在吴分”；阳平公融说“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干脆以“天道不顺”一言以蔽之。以今天的观点看，这些说法都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古人往往以十分敬畏的态度对待所谓“天意”或“天道”，也常常以此印证某些事情。关于“地利”，石越强调东晋“据长江之险”的有利地位，最后东晋果然“据长江之险”大败秦军。关于“人和”，权翼认为“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石越也认为“晋虽无德，未有大罪”，并且“民为之用”。当时东晋由于面临强敌的威胁，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老百姓也积极支持对外抗战，上下同仇敌忾，士气旺盛，这是东晋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主要原因。再看前秦这方面，天时、地利自然无从谈起，最严重的是“人不和”：不仅众多要臣都反对举兵东晋，更由于历史的原因，前秦政权本身就危机四伏，非常不稳固。阳平公融向苻坚进言说：“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京城附近地区），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苻坚统一北方时，降服了鲜卑、羌、羯各族，但又重用他们的首领。这些被统治的异族，“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阳平公融语）。只要有机会，他们随时都可能起来反抗。所以极力怂恿苻坚出兵东晋的，“独慕容垂、姚苌”这些鲜卑族、羌族首领。出兵之初，慕容楷、慕容绍就对慕容垂说：“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可见他们完全是处心积虑地利用苻坚“骄矜已甚”的弱点，以便由此推翻前秦的统治。至于被强迫征发来的汉族百姓，长期受少数民族统治，本来就不愿对东晋作战，因而当苻坚命令秦军从肥水后退时，被迫作战的前秦士兵才乘机逃散；鲜卑族和羌族的军将别有所图，只求保全实力，也不愿和晋军打仗。故秦军肥水一战，一败涂地。——文章对这场战争胜负必然性的揭示，是令人信服的。
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诸多人物中，作者刻意塑造，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两个人物，是苻坚和谢安。但作者塑造这两个人物的方法却迥然不同。文章以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苻坚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武断专横的形象；却仅用二百馀字的篇幅，就将不动声色、运筹帷幄的儒雅宰相谢安活现纸上。作者主要从语言，对不同意见的不同态度，以及为出兵东晋所作的诡辩三方面着手刻画苻坚。在语言上，作者重在表现苻坚的狂妄自大。苻坚在太极殿会集群臣说“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因而准备出兵东晋。俨然以天下之主自居。言及前秦的力量，他认为“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在沙门道安面前，他将出兵东晋比做“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飘飘然完全陶醉在胜利的梦幻中了。至于出兵之初，就大言不惭地预封东晋君臣官职，“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则狂妄得来近乎无赖了。苻坚如此口吐狂言，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他的不可一世和自命不凡。我们再看苻坚对于不同意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对合他意的进言——实际上是别有所图的阿谀之言，他的反应不是“喜曰：‘是吾志也’”（对朱肜），就是“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对慕容垂），并“赐帛五百匹”以示赞赏。对为他分析客观形势，劝他不可妄动的逆耳忠言，他要么是“默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对权翼），含糊其辞地回避问题；要么是“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对阳平公融），当面给人难堪；要么干脆执意“不听”（对沙门道安等）；要么直斥为“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对张夫人），“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对幼子中山公诜）。作者在描写苻坚对群臣进谏的不同态度时，恰如其分地运用“喜”、“大悦”、“默然”、“作色”等词，对苻坚的神态作画龙点睛之笔，生动地刻画出他的一意孤行和武断专横。但作者在突出苻坚的武断专横时，并没有忽视表现苻坚狡诈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苻坚为举兵东晋所作的一系列诡辩之中。谏臣们累言出兵东晋“天道不顺”，苻坚却说“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并举他自己“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为例证。这些话孤立起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避开当时的具体形势不谈，就完全是诡辩了。这就是苻坚为自己所作的一系列辩解完全站不住脚的关键所在。石越强调东晋“据长江之险”的优势，苻坚辩以“夫差、孙晧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阳平公融认为前秦“数战兵疲”，不宜再战，苻坚辩以当“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当朝臣为出兵之事“各言利害，久之不决”之时，苻坚不去认真分析不同意见，反而笼统地说：“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直接为自己的独断专横寻找借口。苻坚对阳平公融说：“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像苻坚这样“变通”，就无异于诡辩。这两句话，正好是苻坚诡辩的自供。苻坚这个形象的成功，就在于作者把他的狂妄、武断和狡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与他的身分是很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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