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篇状是陆贽于建中五年（784）在奉天（陕西乾县）时向唐德宗上奏的。状是奏疏的一种，陈列事状，分析利弊，供皇帝采择。
据《旧唐书·德宗纪》与《新唐书·逆臣传》载，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淮西李希烈叛乱，“自称天下都元帅”。四年（783）八月，李率军围攻襄阳（今河南襄城）。十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今属甘肃）之师救援。救兵行经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朝廷以“粝饭菜肴”饷军，“众怒不肯食”，直向琼林、大盈库扑去。琼林、大盈二库，本是国库之处，专供皇帝任意挥霍、赏赐亲近的私藏，皆为佞臣于国家正税之外搜括百姓所贡，早已引起群众不满。所以，这时激起泾原兵哗变，拥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攻入长安。德宗逃往奉天，继而遭到朱泚兵的围困。德宗由于仓皇出逃，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之帛”（《旧唐书·陆贽传》），即此文中“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冻馁交侵，死伤相枕”，非常艰苦。建中四年（783）十一月癸巳（二十日），李怀光败朱泚兵于澧泉，朱泚惧，引兵遁归长安。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德宗在喘息初定、存亡未卜之际，首先想到的却是恢复二库。《通鉴》卷二百二十九载，德宗“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指的就是这篇文章。连眼光短浅、刚愎自用的唐德宗也深为所感，“嘉纳之”而“去其榜”。内容的现实性与效果的卓异性，使得这篇奏状成为千古名文。而从重建二库而论及的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基本道理，又以议论的精辟与深刻而着名，为历代文人学士、君主大臣所重，被评为“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那么，作者又是如何运用自己炉火纯青的文学素养，使本文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一、以立代破，立中有破。作者的本意是请罢二库，但既没有像李斯《谏逐客书》那直截了当地宣称：遽别私库过矣！也没有直接点明榜题二库的危害，而是从正面立论入手，由远及近，由虚至实，避免了臣下对君主过于突兀的“顶撞”，也从更高的层面审视这件小事。所以全文从贱货尊让、远利尚廉的“圣人立教”发端，正面提出天子治国宜“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的基本道理，并不厌其烦地反证这个观点，同时又与德宗的所作所为保持“远距离”的针对性：首先以古语提醒，“作法于贪”，“示人以私”，则会导致祸难止息、不可救药的结局；其次以“欲贿之心”的后果不堪设想戒之，连举“生人心”等四弊，触目惊心；最后直斥“崇聚私货”，声色俱厉。虽然语有所指，却似泛泛设论；锋芒毕露，却又居高临下。基于此，又从历史、现实、理论三个角度对“遽私别库”作了充分的批驳，进而提出“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的建议，以为有“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之效。作者虽然没有一味论及榜题二库的过失与后果，却以高屋建瓴、以大烛小的分析，改过成德、固其大宝的指点，从纵横交叉的立体视点上断绝了德宗的退路，使之无以推诿而拒谏。
二、多方对比。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在立论、论证、结论的每个步骤上，都毫无例外地用了比较。如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有“天姿英圣”的陛下与智者、明者的映衬对比，也有“行与否”的结局对比；有眼前与长远的小大之比，也有恭维性的廉贾、中人与大圣的对比，促使德宗改过迁善，付诸实施。同样，作者在每个论证环节上，亦是如此，如历史论证方面，有德宗与玄宗二代君主的比较，其中又包含若干个小的对比：悖入悖出的古训对比、二十七年中两代君主因二库致乱出逃、库藏饵寇的类比，显然亦暗含若再设二库必再蹈覆辙之意。由于奏状是劝谏德宗的，所以作者比较集中地将德宗本身的言行作了对比，如嗣位之初“务遵理道”与后来专欲二库的对比，奉天之围解除前后的对比。这些不同的言行，又导致了不同的后果，这本身又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如清风肃然与兵变致乱的对比，毕命同力、共御乱军与谣言方起、军情稍阻的对比，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最高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会导致关乎国家前途的不同后果，促使德宗高度重视自己的劝谏，废弃二库，矫失归德。
三、情、义、利三者结合。这篇奏状的“义理之精”（曾国藩语），已为公认，有的已成名句，如“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同时，本文对利害得失的分析也是非常尖锐、刺耳的，如说设立二库是德宗壅利、行私，导致人心离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可能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这样说，虽然有两次祸乱为事实根据，但更主要的还是作者那“忠言不逆耳”的表达艺术在起作用。作者始终站在德宗的角度上议论古今，指陈是非，处处为对方的脱离困境、长治久安着想，设身处地为之谋虑，所以文中论述的对象总是“圣人”“天子”“陛下”“至尊”“万乘”“銮舆”“为人上者”“大圣”，而提到的古人，也往往是燕昭、殷纣、周文、齐宣、汉文、晋武等历代人君，而且文中六次提及“天子”，八次呼及“陛下”。言天子者，见平和、普遍之理；言陛下者，含亲切、真挚之情。像德宗这样一位胸无大志、荡心侈欲的君主，要劝说他克制私欲是极其困难的，作者在晓以大义、戒以利害的同时，也常常穿插赞扬德宗的优点，恰到好处地恭维几句，如奉天之围时无以享受，作者则誉之为“不厚其身，不私其欲”，这样也从心理上考虑到了对方的接受程度。再如要德宗改过从善时，连呼六声“陛下”，很动感情：先以“天姿英圣”扬之，继以“行与否”询之，次以“慎之惜之”戒之，复以“近想”“追戒”劝之，终以“人思建功”“孰不归德”导之，丝丝入扣，层层逼进，又恳切体己，真挚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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