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答客难》属于对问体，虽未名之为赋，实际上却是赋的一种特殊格式。这种格式肇始于宋玉的《对楚王问》。《文心雕龙·杂文》云：“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它进一步吸取了战国游士说辞铺陈排比，在对答中说服别人的形式特点，内容上有较强的思辨色彩，风格上更多地沾染了汪洋恣肆的纵横家风。《答客难》以其形式上的创新，促使了一系列同类赋作的诞生，赋这一种新兴体式也因之更加繁荣起来了。
《文选》将宋玉的《对楚王问》作为对问的代表作，而以东方朔的这篇《答客难》为设论之首。实质上，二者同属对问体。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指出，对问这一体式的特点，“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答客难》就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作者东方朔为人放荡诙谐，他胸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沉沦下僚，心中郁抑，就写了这篇对问体赋，假设有客就此诘难，而加以辩驳，由此求得心理平衡和自我慰藉。在答辞中，东方朔以苏秦、张仪、乐毅、李斯等人为例，分析了这些人昔日功成名就而自己今天却郁郁不得志的原因，指出其根源在于是否“遇其时”，从而阐述了时异则事异，不能执古衡今的深刻道理；并强调无论在什么时世，处于何种境遇，君子都应该注意修身养性，不要斤斤计较功名得失，始终保持宁静自得的心态，只有不通权变、不明大道的人，才会提出此赋开头的那种问难。
在进行辩驳时，此赋展现了谨严的结构和清晰的层次。第一段是引子，客人开始发起问难；第二段以下为东方朔的答辩。第三段阐述时异则事异，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而以古与今的对照，突出时世的不同。第四段则重点突出古和今的相同点，即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注意勤勉修身，不可稍有懈怠。在论辩方式上，则以多次引证经典语录从而加强说服力为特点。第五段进一步指出，士之用与不用，根本在于时之遇与不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态势，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第六段则反唇相讥，嘲笑客的非难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恰恰表现出其不明事理，目光短浅，与答辩开头“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一句相照应，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客难”的讥嘲和鄙夷的态度。这些无疑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这篇赋气势酣畅，风格雄辩畅达，显然受了战国游士说辞的影响。文中的铺陈排比，蝉联而下，尤易造成理直气壮的声势。除了对照、引证等修辞手法外，作者还善于使用对偶和设喻。第三段实际上是由古与今、彼与此两大对比构成，大量对偶句则包含了许多句式上的对比，如“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等等。这些句式和语气都具有典型的战国游士说辞的色彩。至于设喻，则“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说行如流，曲从如环”等等，都是新奇而贴切的。
在东方朔之后，东汉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三国陈琳《应讥》、西晋庾敳《客咨》、东晋郭璞《客傲》乃至唐代韩愈《进学解》等，都是祖述东方朔的《答客难》，即此可见这篇赋的血脉绵延多么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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