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他陈述自己沐浴皇恩,“总领从官,与闻政事”,但却不能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负窃位素飡之责久矣”。“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于是只好退而以小人自况,“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又因此而遭世人讥议,这令他深感不解和愤懑。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人情,“圣人弗禁”,因此他才有“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的“淫荒无度”之举了。并且还要行“贾竖之事”,“逐什一之利”。他以“君子”“小人”,“卿大夫”“庶人”的志尚不同替自己辩解:“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孙会宗怎么能用“君子”、“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个“小人”“庶人”呢?接着他以“习俗移人”之说,给孙会宗以有力回击:你从“西河魏土”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调到“子弟贪鄙”的“昆夷旧壤”,你的志尚便也不言自明了。其尖刻、辛辣之气,愤慨之情,借给孙会宗的信完全表达了出来。
通读这篇不足七百字的书信,一股沉重、幽怨、愤激的情绪深深地攫住了人的心灵,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蔑视皇权,不顾封建礼法和世俗相抗争者的傲岸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身为丞相之子、官居显要的杨恽,秉性刚直,敢想敢言,年轻时即以材能称,好结交英俊,名显朝廷。他在职期间任用贤能,崇法尚令,革除积弊。据《汉书》本传载:“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正因为他的这一番作为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佞幸,于是就有人给他制造流言蜚语,最终被皇帝黜免。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只能“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安分守己,徒唤奈何而了此一生了。但心怀不满的杨恽却没有走这条世俗为废退臣子所规定的结局。相反,他利用尚有余禄,“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以“小人”“下流之人”自居。卿大夫化民为求仁义,他却甘为庶人,追逐物利。表面看,这是杨恽的“堕落”,实则是他对皇权、对不公正命运的反抗,只不过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曲折地宣泄罢了。形式上的荒淫无度,饮酒作乐,追逐钱财的小人之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志存高远、“轻财仗义”之士的更为深层的内心痛苦,更是他敢于反抗、傲岸不羁的性格的表现。如果说他的这些言行已经招致朝廷不满的话,那么他所吟唱的那首秦曲则更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据《汉书》注家张晏解释:“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豆,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既然朝政如此腐败,小人当道,方正不能见容,而己又无回天之力,便只好长歌当哭。“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徒自安慰罢了。这首秦歌如此大胆地抨击朝政,当皇帝读到它时,杨恽被杀身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杨恽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杨恽后,类似的文字狱,历代真是数不胜数。从杨恽来说,他不识“去就之分”,不遵从“温良恭俭让”的封建礼法;他豪迈不羁,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以至敢于蔑视皇权,奋力抗争,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他的毁灭。
杨恽这篇血泪凝成的文字,“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篇行文沉郁顿挫,感情激越深沉,且多借正言反说、反言正说的方式,曲折淋漓地表达了一个废退臣子饱含冤屈、沉重愤激的情绪,刻画出一个敢于反抗世俗压力,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鲜明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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