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公元前三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秦，北方也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匈奴，南北对峙，战争不断。由于秦末农民起义，汉族统治者无暇顾及民族战争，汉初以来，匈奴领袖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不断南侵。汉高祖刘邦率部亲征，却在公元前202年被围于平城，不得已只能忍辱和亲。经四朝六十多年，尤其是文景之治的休养将息之后，汉武帝凭藉雄厚的国力，屡对匈奴用兵，经过几次大战役，匈奴力量渐弱，汉朝北方农业区所受威胁解除，到汉武帝统治后期，匈汉间虽还有战争，但规模已远不如前。由于汉朝国力之强，早先的和亲政策改为恩威兼施，遂有派使以示亲善之举，在表面修好的背后，其实质是乘机窥探对方的虚实。《苏武传》一开始就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馀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遂将苏武出使匈奴置于这一背景中，同时为塑造苏武的形象准备下严酷的历史环境。
作为史传文学，《苏武传》详细记述了苏武羁留匈奴十九年的遭遇和归汉后的晚境。在历史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者采取了前者略、后者详的处理原则，从而突现了人物的性格光彩。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苏武出使匈奴，因事被扣，不屈服于威胁利诱，坚持民族气节，被遣于北海牧羊。第二部分写李陵以旧友身分陈述苏武家中变故，并自道真情，劝降苏武，苏武不为所动，终得回归祖国，行前李陵相送，剖明心迹。第三部分写苏武晚年遭遇，附载麒麟阁图画功臣之事。前两部分，层次分明，笔触丰满，刻画出苏武的爱国志士形象。
在《苏武传》中，首先值得称道的是班固善于以对照、映衬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在言与行的比照烘托中，见出人物的正邪之别。这对照、映衬分见于敌我两个营垒，出现于不同场合。
其一，在出使匈奴之初，与副使张胜的对照。当苏武完成了送留汉匈奴使、厚赂单于的任务，正欲归汉之时，适遇缑王与虞常谋反匈奴的突发事件，副使张胜与虞常有旧，卷入其中。因谋泄事发，虞常被捕，张胜知难于隐瞒，只得告之苏武。苏武料此事必牵连自己，有负于国，欲自杀而被张胜、常惠所止。在单于使卫律召苏武受辞之时，苏武深责自己屈节辱命，引刀自刺，未死而得救。苏武伤愈之后，紧接着就是“会论虞常”和再度逼降。虞常被斩，张胜心惊，当卫律“举剑欲击”之时，“胜请降”。反观苏武，在卫律“复举剑拟之”的生死关头，却是“不动”。作为副使，张胜背着苏武行事，置两国关系于不顾，欲贪功而陷于虞常谋反之事，累及苏武，在匈奴的威逼之下，贪生请降。而苏武在得知真情后，首先想到的是“见犯乃死，重负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立下竭忠尽节之志，自杀未果，更不为敌方剑刃相加所动。通过与张胜的对照，更可见苏武以死全节、镇静无畏的使臣风度和高贵品质。
其二，在威逼利诱之时，与叛徒卫律的对照。卫律以李延年推荐，出使匈奴，还汉之时，延年因罪全家被捕，卫律逃奔匈奴，被封为丁零王。此次虞常与缑王合谋反叛之事，因涉及张胜，引出“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一幕。在剑斩虞常、张胜请降之后，卫律先是以言相逼：“副有罪，当相坐。”苏武据理反驳，卫律理屈词穷，举剑威胁，苏武“不动”。威逼不成，卫律转以利诱来劝降，降之则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拒降则是“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但苏武仍是“不应”。卫律见恬不知耻的现身说法不能奏效，又转为威胁：“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对这种无耻之尤的言行，苏武终无法按捺而痛斥卫律。他先是指斥卫律“不顾恩义，畔主背亲”的叛变之举，继而痛责卫律“反欲斗两主，观祸败”，“欲令两国相攻”的阴谋诡计。卫律的骄横无耻、色厉内荏，苏武的坚定镇静、深明大义，使忠奸之别如同冰炭不能相容。
其三，在以情相劝之时，与降将李陵的对照。李陵不同于卫律，他长于骑射，谦让下士，汉武帝以其有乃祖李广之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杀败单于所将三万骑兵，单于又召八万骑兵攻李陵军。正当汉军且战且退之时，叛徒降匈奴并道出汉军窘况，致使李陵矢尽粮绝，不得已而降。后来汉武帝派公孙敖领兵入匈奴，迎还李陵，但公孙敖无功而还，将李绪教匈奴为兵误为李陵，致使李陵全家被杀，只得长留匈奴。李陵与苏武在汉时俱为侍中，相处素厚。他原来愧见苏武，受单于之使，以“置酒设乐”之举与武相见，道明“说足下”之意，和单于“虚心欲相待”的诚心。他先晓之以“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之理，再动之以情，陈述了苏武出使以来所未知的家庭变故：兄弟屈死、母亲亡故，妻子改嫁，子女走失，继而将心比心，陈述自己初降时的心情，最后又指出汉武帝年事已高、喜怒无常、大臣安危难卜的朝中实况。所说的这些，情理俱在，且陈述委婉，虽心如铁石亦不能不为所动。但是，苏武却置家中命运和个人恩怨于不顾，他所说的“臣事君，犹子事父也”，虽不无愚忠色彩，但为国事甘赴汤镬，不避斧钺，“杀身自效”，坚贞不屈，却闪烁着夺目的思想光芒。在连饮数日之后，仍陈其“必欲降武”，“效死于前”之志，终使李陵赞叹与自责并作，与之泣别。李陵虽有韬略武功之长，但自恃太过，以至兵败投降。苏武并无过人之才，却能在处变置难之时，不负使命，孤忠自誓，大义凛然，这种历久而不变的节操，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的高贵品德，较之一时的血气之勇更为难能可贵。在与李陵“喟然叹”、“泣下沾衿”的对照中，更见苏武胸襟之广、信念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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