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没有给朱承和徐厉良什么好脸色，毕竟他们也算的上是杀死王二的同谋。
在这个时代，死个人太简单了，简单的简直不像话。
朱威想过他们这些从焕土堡出来的人会死，可是没有想过会以这么简单的方式去死。
以前焕土堡有个叫王浩的，他有个瘸腿老爹，两个人相依为命，朱威原本也是想过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安稳度日，可是在那场朱由校发动的清洗中死了，与他们一样状况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不管他们是否是真心实意为大明卖命的，但是不可否认，他们都于国有功，可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了，还一样是有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有权力的人，好复杂。
他们一面希望有更多这样不计得失，甘愿为大明赴死的人出现，好维护他们的统治，一面又不想让这些人真正的成气候。
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王二的死，实实在在打醒了朱威。
朱威以前觉得想要改变大明的命运，能够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因为自上而下较为好控制一些。
朱威想了无数次，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想过从下而上改革。
因为两种方式天差地别。
就像一棵得病的树，自上而下，是挖去腐烂的地方，而后上药，虽然会有阵痛，但是能够保证它痊愈之后还是它。
而自下而上就全然不同了，这种方式相当于将原本的树连根拔起，而后在原本的地方再种下一棵树苗，死去的树，会成为新树的养料，可是这棵树苗，不再是原本的那棵了。
新树苗能够成长到什么地步，完全不知道，因为在砍老树的时候，必然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破坏，有些破坏其实是致命的。
并且哪怕这棵树成长的再好，只要它还是树，就免不了被害虫和病菌侵蚀，到时候，不过是另外一种轮回罢了。
不过朱威想的还是太简单了，他将那棵树的出现的问题，全都当成是因为病菌或者害虫才引起的。
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棵树本身……从根上，就已经烂了，那些病菌是它自身滋生出来的，那些害虫是它自己孕育的。
可是大明…大明这个朝代，遗憾太多了，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天子自缢殉国，清乾隆中期修纂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共收录了明末殉节之士大约4043人（一说为3883人），这一数字超越了汉、唐、宋、元等朝代，为历朝之冠。
这是士大夫阶级的，而百姓殉国者更多。
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仅仅记载一个叫延绥镇的情况便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当闯贼攻城时，以孤城死守七日夜，力竭尽城崩，自将帅兵民以至商贾、妇人、女子凡十余万人，无不慷慨激昂，为朝廷而死。”
此外《弘光朝苏州死节死事传》记载，苏州、嘉定、昆山三个地方，平民自杀四万余人，并赞扬他们：“君子能忠，其小人有义。”
很惨烈吧？
可是…这些人大都是百姓或者小官，真正有能力决定朝廷命运的官员勋贵，少的可怜。
南明大臣史可法、和亲眼见证当时历史的史学家计六奇仍就给出了一个巨大反差数据，认为真正为大明殉国的还是以普通人为主，而士大夫官僚集团跟随崇祯殉国的寥寥无几。
比如史可法对于“甲申之变”的高级官员非常激烈地说：“先帝对百官恩义非常，可是一旦出现重大变故，在京官员一起和皇上殉国者寥寥无几，在南明组织讨伐李自成的人也是极少数，最后史可法认为：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计六奇对此也发出了相当一致的感叹：“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难者，仅北都二十余人。”那么其他当时在京的官员去哪里了呢？自然是去投靠李自成去了。
据目击者说：“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栓短棍数条，衔枚疾走”。
与老百姓平静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达官贵人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乔装改扮，“恐衣冠贾祸，悉毁其进贤冠”，或是“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之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
这些达官贵人们一时丑态毕出，“是日，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布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恐人觉。”甚至有的人以多件华丽衣物换一个破衣服都不能得，最后竟然把衣服脱掉裸奔起来，“赤体狂奔，随路跧伏”。
综合来看，为大明真正殉国的大部分还是以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为主，也有许多组织对抗李自成的官民，等到城破之后，一起存亡，至于在京的大明臣僚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了李自成的人。
所以…
这也是朱威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朱承等人的原因之一了…
不对，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之极，张之极是为数不多与李自成战到最后的人。
“大人，夜了…吃些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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