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那天，许兮若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关于绣面的。是关于那根银蓝色海藻线的。从拉兰图卡回来以后，她把它夹在手札的夹层里，和四根不同色阶的海藻线并排放在一起，偶尔翻开手札时拿出来看一看，对着光转一转角度，然后又放回去。这根线在她的针线世界里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不是材料，不是样品，不是展品，而是一种类似“未拆封的引信”的东西。她知道它一定会被用掉，但用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她一直没有想清楚。
立春这天早晨，她终于想清楚了。
不是用在《海雾》里。《海雾》的规则系统已经足够完整，她不需要再往里加一个无法复制的变量。伊娜说过，这根银蓝色的线只此一根，之后再也没能复制出完全一样的颜色。这意味着它不可重复、不可替代、不可补充。把它绣进任何一幅作品里，那幅作品就成了它唯一的归宿，而它也会成为那幅作品最显眼的注脚——所有人都会问：这根线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只有这一根？它会盖过其他所有针法、所有构图、所有她想表达的东西，变成整幅绣面唯一被记住的细节。
这不是她想要的。她不想让这根线变成展品里的明星。她想让它继续做它本来就在做的事——连接。伊娜把它纺出来的时候，不是为了让它被裱在玻璃柜里。她把它放在贝壳盒子里，底下垫了一小片干海藻，保存了快七十年。不是为了展示，是为了等待——等待某一天，它会被交给一个懂得用它的人，去完成某件必须用银蓝色海藻线才能完成的事。
许兮若坐在南窗下的绣架前，把手札翻开到画着洋流图的那一页，又翻到标注了《海雾》参数系统的那一页，最后翻到空白页，拿起笔，写了三行字：
“银蓝线的用途，今天决定了。不用在《海雾》。不用在任何一幅单独的绣面上。用来缝一本书。”
“把《微光集》的四幅、《山海交汇》的三幅、《素心》和《之间》的所有注记、草图、针法记录、纤维分析数据、洋流图——全部整理成一本手制书。不是展览图录，不是作品集，是一本关于‘线如何连接世界’的书。”
“用银蓝线缝书脊。一本书，一根线，从拉兰图卡的海雾里开始，穿过帕劳的水母湖、那不勒斯的小巷、西西里的织机、马耳他的沉船、龙目岛的腰织机、弗洛勒斯岛的礁石滩，最后回到南市桑树下的绣架前。一根线，把所有页面穿在一起。”
高槿之看到这三行字的时候，正在吃早饭。他把筷子放下，拿起手札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看着许兮若，眼神里有一种很少在他脸上出现的表情——不是惊讶，不是赞同，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修复师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纤维结构。
“你是说，那根线不绣在任何一幅作品里，而是绣在一本书的书脊上。”
“对。”
“一本书会被人翻开。书脊会被反复弯折。线会磨损。”
“我知道。”
“七十年前的海藻线，放在贝壳盒子里保存了七十年，没有被光照过，没有被手摸过，没有被任何外力弯折过。你把它缝在书脊上，它会开始老化——每次翻开，每次合上，都是对纤维的一次拉伸。”
“我知道。”许兮若说，语气很平静，“伊娜把它保存了七十年，不是为了让它永远不被磨损。她把它交给我，是因为她知道我会用它。用，就会有磨损。磨损本身也是线的一部分——海藻线本来就是从海水和阳光的磨损里来的。它经历了那么多天在海上的日晒盐浸才变成这个颜色。如果因为害怕磨损而永远不用，那这根线就还是伊娜纺它之前那团半干的海藻纤维——它没有被完成。”
高槿之没有说话。他把手札翻到许兮若写的那三行字，又看了一遍，然后用手指在“一本书，一根线”这六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不是铅笔，是用指甲画的一道淡淡的凹痕，印在纸面上，不仔细看注意不到。
“我在泉州绣屏的修复里留了三片民国报纸，”他忽然说起一个看似不相关的话题，“不是因为报纸本身有多重要——它就是一则南洋轮船广告，印在发黄的劣质新闻纸上，油墨都洇了。我留它，是因为它被打断的那个位置，恰好是缠枝莲的第三处断点。打断本身是有意义的。磨损本身也是。”他把手札合上，递还给许兮若，“你说得对。用，才叫完成。不用，线就一直停留在伊娜十六岁那年的海雾里，永远没有抵达它应该抵达的地方。”
许兮若接过手札，低头看着那道指甲画出的凹痕。很轻，很浅，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纸面上留下的印迹。
接下来的整个春天，桑园小院都在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节奏里运转。以往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展览筹备、外出考察、新作创作。但这个春天，没有中心。或者说，中心被分散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手里的事，但这些事又奇异地彼此呼应，像几根不同方向的纬线被同一根经线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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