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北方，自徐州战后，都陷入到一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状态，东路、中路都在以全速行军速度，指向北京，步步逼近。
而即使是于兵力对比上，处于下风的西路军，也转入到了反攻阶段。
当李定国兵锋抵达北直的消息传到山西，正在山西的阿济格和满达海，哪里还有心思和文安之西路军周旋？
阿济格的第一反应，是迅速往东靠拢，希望能从关外接应多尔衮和小皇帝一行出关。
但到了这时，王愬在太行山的根据地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尤其是李定国进入北直以后，真定各地府县，都纷纷进入无主状态，王愬趁机席卷收复，并以此快速扩大力量，以北直与山西之间的内长城为工事，堵住了阿济格、满达海东进可能。
眼下王愬虽然从职衔上，只是枢密院直辖的总兵而已，但事实就以统辖的兵力而言，已经超乎数万，当然，大多是乌合之众，无野战之能，但凭借城塞，堵住阿济格的正白旗东进，还是足够的。
于是乎，正处在大同、太原，原本还在与西路军的战斗中占据了些许优势的阿济格、满达海，顿时陷入两难之中。
相较于战场之上一城一地的得失，对于眼下的清廷而言，更为可怕的是，其原本就十分薄弱的统治基础与威慑力正在飞速瓦解。
体现就是，哪怕山西本来还是清军基本控制的地盘，但在李定国挺进北直以后，各地的政权就迅速陷入动乱，原本的官吏大多弃官逃跑，地方进入“无政府”状态，各地盗匪、义军蜂起。
正白旗和零星的两镇新军也已经只能龟缩在大同和太原城防之内。
而且，仗打到这个份上，山西的两镇新军中，士气也开始摇动起来，盖因这些人中不少都是从北直、山东、河南征发，听闻自家乡梓已经被明军占领，哪里还有什么战心？
同样的情绪在北京城、辽东方向中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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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城，此时已经被严禁封锁，多尔衮拦不住宽阔混乱的外城，便也只得先把内城稳定下来，毕竟这里居住的都是满洲贵人们。
而之前没有资格居住进来的汉臣们，则是哭爹喊娘，挤在内城门外
毕竟，明眼人谁都知道，眼下清廷十有八九是要准备跑路了，他们这些人中，不少都在明廷“不赦”之列，自然是希望自家主子能带大发慈悲，捎带上自己，哪怕只是张“站票”呢？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则是各显神通准备离开北京这个风暴中心了
“王爷，龚鼎孳那厮不见了。”
负责提督此时京中治安的索尼，向多尔衮禀报道
多尔衮闻言先是愣了一阵，随后勃然大怒
“他龚鼎孳屡受皇恩，居然也敢跑！让人追索各门，抓到便凌迟当场，以儆效尤！”
龚鼎孳是此时清廷的礼部尚书，已经算正部级的高官了，故而他的失踪不同于下面那些小官小吏。
因为按照原先计划，他们此行出关带不了太多人，顶多四五百而已，其中包括在京宗室、王公，八旗勋贵，和部分朝廷大臣以及他们的家属。
既然说是“部分”，自然是有限的，具体来说，侍郎刚好是个门槛，六部侍郎以下的，肯定是没机会了。
之所以一定要带上这些人，也是重建政权的需要，毕竟构建一个正经政权，不仅需要兵马，也需要能够料理庶务的人，可别小看这些个在关内，被人看不起的“穷措大”，当年皇太极为了能搞到几个能读会写的来给自己卖命，没少花功夫。
所以说，不同于其他官员，到了龚鼎孳这一级，居然还要跑，便不是怕明军清算了，而是不愿意跟随清廷跑到漠南，甚至漠北去喝西北风。
其实也可以理解，龚鼎孳这个名字一般人不太熟悉，但他老婆倒是鼎鼎大名——顾横波。
其人不愿意和清廷逃亡蒙古，倒也正常，毕竟龚鼎孳其人，虽然两度改换门庭，先是降顺，后又降清。
但不同于陈之遴、孙之獬之辈，他这人没啥本事，本就是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的主，简而言之，无论在明、在顺还是在清，都是但当些看似清贵，却无干紧要的位置，手中本也无甚权力，自然也没啥罪行可言。
而且他一直在北京当官，降顺降清，基本也都是人家打进来以后的事情，朱由榔“三不究”基本为他量身打造，明军就算打回来，最多也就罢了官，回江南老家快活自在去，干嘛跟着你多尔衮跑蒙古喝西北风？
但这厮的行为实在是在给大清脸上打得啪啪响，一句话“劳资就算丢了官不做，也不跟你去关外吃草”。
但多尔衮没想到的是，自己这番看似只是泄愤的举动，却迅速加剧了城内本就紧张的气氛，以至于矛盾立刻爆发。
盖因龚鼎孳虽然是个无甚权力，只是给清廷充门面的“清客相公”，但毕竟从官职和地位上，都是汉官当中名列前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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