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番禺港足足又待了三日，朱由榔这才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转头向南海县佛山镇驶去。
好在之前到广州城时，同行的新任工部右侍郎胡璇就先行一步去佛山了。等朱由榔到佛山，胡璇已经在这待五天了。
要说胡璇也的确是名干练之臣，仅仅五天时间，上下走访、询问，便已经结合查阅资料，对佛山目前的现状有了初步判断。
只等朱由榔一到，一份工作报告就摆在案头，胡璇一旁解说之下，朱由榔也对佛山铁冶有了具体认识。
佛山虽说只是南海县下的一个镇，但规模却不小，甚至和此时作为广州府府治所在的南海县城相比，差距也不大。
根据胡璇跟当地一些官吏、富户初步了解，佛山镇至少生活着六万人口，而这六万人中有一万多是各类工匠，而其他人也大多是工匠家属以及给这些人提供服务的商贩一类。
而在这一万多工匠当中，又以炼铁、锻铁、泥瓦等与冶铁业直接相关的为主。
经胡璇大致估计，与冶铁业直接相关的工匠大致在七千人左右。这样的规模别说是在广东，乃至在整个中国、整个东亚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在天启、崇祯年间，佛山每年的冶铁量不低于五百万斤，并且还向海内外出口数以百万计的铁质器具，还承包了不少北方备虏、剿寇所用军械，全盛时期几乎占了江南冶铁的小半壁江山。
当然，既然说是要重整佛山冶铁业，那就是因为现在的佛山铁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按照明朝定制﹐宫廷和官府所需用物品﹐都通过岁办或采办形式﹐取之于各行业的商民，商民上供物品“答应上务”或“答应公务”。
而作为明朝最大的民营冶铁集散地，佛山炉户“答应”的铁器包括﹕铁锅﹑铁灶﹑各种军器﹑铁钉﹑铁线﹑煎盆镬等。
崇祯五年﹐明朝政府在广东“装造五大战船”﹐需用大量铁钉。佛山铁钉行蠹(即帮办的炉户)带差沿村诈索。不该“答应”的炉户也在聚敛之列﹐强行“取办”﹐致炒铸各行鸡犬不宁。
官府的强行摊派﹐严重阻碍了佛山民间铁冶业的发展﹐引起炉户的反抗。天启二年(1622)发生炒铸七行工匠的罢工反抗﹐崇祯六年又发生耳锅匠﹑锯柴及诸炉户的反抗事件。
自崇祯十四年起，随着中原动乱、漕运堵塞，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就大幅度下滑，而佛山是一个以民营冶铁业为主的工业城镇，没有市场自然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本积累，大量的民营作坊无法维持，纷纷破产。
这一番讲述听得朱由榔瞠目结舌，他记得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讲过，在明朝中后期，中国部分地区已经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此次巡视广州，从番禺港到佛山镇，他可谓是大开眼界，有通过长途国际贸易赚取巨额利润的海运大亨；有通过造船、统购、仓储、贩运为海运配套而家资巨万的商业富豪；有雇佣上百工人冶铁、锻铁生产商品出口国外的实业大佬；有通过为这些大量冶铁、制铁企业提供原材料、生活消耗品的第三产业龙头......
在番禺港里，一座座宽大的码头人声鼎沸，载货量数万斤的远洋船只你来我往，无数纤夫、船工、水手、搬运工还有依附于他们的商贩、小店，这些本该北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们放下了锄头、成群走进繁华的贸易港口，不再像他们的祖辈一样依靠土地生存。
在佛山镇的工场、铁铺里，上千的工匠师傅挥动锤柄、汗流如雨，数以百计的冶铁炉灶上空烟云密布，十几里外就依稀可见。数不清的煤炭、矿石，肩挑背扛、车拉马驼，从广东各地的铁矿、煤窑向佛山汇集，生产出的无数铁质产品从广州出发、远销海外......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萌芽？
这他么就叫资本主义萌芽啊！
但心情激荡的同时，朱由榔却也知道另一件事实
那就是，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流产了。
朱由榔勉强还记得中学课堂上的一些只言片语，再结合他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其实他也不难猜出流产的原因。
一方面，明朝中后期这种有历史进步性质的工商业发展是畸形的。
因为事实上明朝早期的官方政策对商业发展极尽限制与打压，比如“片帆不得下海”的禁海；向商户摊派勒索的“岁办制度”；严厉的户籍管理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通等。
但事情到了明朝中后期却发生了变化，倒不是说政策改变了，而是由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并且腐败之风渐兴，禁海形同虚设。地方官绅与这些民间资本结合，工商业在一种“灰色地带”的保护下成长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具有一定进步性质的经济模式。
朱由榔知道，这种发展模式事实上极不健康！
其一，这种“灰色发展”工商业的壮大对国家财政毫无裨益，大量资本、劳动力投入工商业，却在“士绅免税”和腐败勾连的保护伞下不用纳一分钱税。反而会破坏国家税基，越发展反而对国家危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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