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说我夹带私货，那我就来一整章私货吧。至于《萤火虫之墓》我懒得解释，某些人非要认为是反战影片也可以，那片子的导演都承认了不是反战。）
姜文忙活一个通宵，都还没吃早饭呢。他把胶片给锁了，开车带宋维扬和马巍都来到个早餐店里，一边吃东西一边跟两人聊天。
“拍广告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姜文嚼着大包子说，“广告费50万就够了。”
宋维扬笑道：“是广告代言，有时候还要出席商业活动。”
姜文豪爽道：“都可以，做活动时，提前知会一声。”
“我就不讲什么感谢的话了，”宋维扬掏出名片道，“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
“痛快，”姜文随手把名片放进衣兜里，又道，“你说我涉嫌美化日军，那你可真没把我的电影看明白。我是把中日双方都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展现的是特殊环境下的人性。这部片子不讲历史，也不讲战争，只讲人性。”
宋维扬说：“但在特殊环境下，有些人已经没有人性了。”
“不，”姜文摆手道，“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只不过被什么东西隐藏了。就像片中的花屋小三郎。他刚开始一心求死，这就是违反人性的，是战争洗脑的结果，后来的贪生怕死和恩将仇报，那才是真正的人性。”
“同意，”宋维扬点头说，“但我讲的美化日军，是这部片子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如果放在1940年到1943年之间，我是信服的，1944年就很有问题了。”
姜文啃着包子道：“你继续说。”
宋维扬道：“电影一开场就展示‘亲善’，而且地点发生在华北地区，这确实真的存在过。日军为了长久统治，甚至还在华北搞过农村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买种子、化肥，帮助农民兴修水里工程等等。按照日军的政策，华北农民甚至连打井，都可以向合作社申请‘井贷’。”
“还有这种事？”马巍都非常惊讶。
姜文笑道：“农民恐怕拿不到钱吧。”
宋维扬说：“不错，农民一分钱都见不到，这些钱直接被伪政府、伪军、新民会贪污了，连基层保甲长都没机会克扣。而且农民加入合作社，还必须缴3块钱会费，华北连年大灾，农民哪里还拿得出钱？只能被逼着卖儿卖女。也就是说，日军所谓的亲善政策，成了伪政府的残民利器。”
姜文摇头苦笑：“黑色幽默。”
“日军的这种亲善政策，其实是为了掠夺战争资源，”宋维扬说，“他们恨不得中国农民多种粮食、多种棉花，为此不惜帮助农民兴修水利。一旦到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获季节，立即就暴露出本性，这些作物必须统收统购，跟直接抢劫没什么区别。农民破家纳粮还好，如果敢抗税抗征，日伪军进了村子就是无恶不作。”
姜文道：“这跟我的电影没有冲突吧？”
宋维扬道：“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日军在1944年以前的政策，那个时候日军还能撑下去。而到了1944年，史迪威不顾中国抗战局势，强行把用于国内的物资，全部调去反攻缅甸，造成国军的豫湘桂大溃败。日军同样如此，虽然取得豫湘桂战役的胜利，但却抽空了华北的兵力和物资。日军在豫湘桂占领的地盘越大，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也就越多。我用做生意来比喻，当时日军等于抽调了所有的流动资金，拿去投资新公司的固定资产，直接陷入经营困境，离破产倒闭已经不远了。”
“这比喻真是……形象。”马巍都笑道。
宋维扬说：“《鬼子来了》这部电影就是发生在这种时期的华北，实际情况是，日军已经没有兵力下乡，只能缩在各要点据守，征粮什么的全得靠伪军。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华北已经撕破了一切伪装，根本就懒得喊亲善口号，也不再提供农业贷款。即便是华北的‘模范村’，也不可能出现日军给孩子发糖果的情况，一是懒得做样子，二是日军自己都物资不够。还有，以片中日军的精神面貌和精良装备，不可能是1944年的华北地方驻屯军，只可能出现在东北边境或豫湘桂地区，因为当时华北日军已经属于叫花子部队。你们知道，1944年华北的硬通货是什么吗？”
“鸦片。”姜文道。
宋维扬说：“鸦片一直是硬通货，但总得有货币啊。”
“法币？”马巍都问。
宋维扬摇头道：“1944年的华北，国统区发行的法币、汪伪发行的伪币都属于废纸，真正的硬通货币是我军发行的边区票，甚至连驻防日军都在使用八路的边区票购买物资。”
“这不可能吧？”马巍都难以置信。
“怎么不可能？”宋维扬说，“华北的物资全都被抽去豫湘桂战场了，各地驻防日军得不到任何后勤补给，只能就地征收。但当地农民已经被蹂躏整整八年，别说农民，地主都被吃空了！反而是八路的地盘在组织生产、自力更生，驻防日军所需的粮食、棉花、食用油等等物资，都需要向八路那边购买，而八路只认自己的边区票。于是，八路就可以拿着边区票，向日伪购买药品、军火，买着买着，游击队就变成了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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