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MBA教育开始于1991年，在全国9所高校进行试点。
1994年10月，中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MBA教育在中国才慢慢变得正规起来。
最近，国家经贸委和教育部经过沟通商议，准备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在职MBA学生招生，并计划实施MBA入学全国联考。说白了，就是中央认为国企管理人员水平太差，想扔到学校里回炉深造。
复旦MBA是中国开办最早、最具品牌影响力的MBA项目，至少在90年代中期确实如此。
教育部最近发了话，让各大高校互相讨论研究，商量一下怎么搞国企管理人员的在职MBA教育。于是各种高校学术交流会就开始了，今天，中山大学派了个四人小组前来复旦管理学院。
会议室。
复旦教授申勇毅阐述总结国外MBA教育发展经验说：
“管理教育，是在西方工商界的推动下发展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明显分离，对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迅速膨胀。特别是哈佛商学院的1949届，可谓辉煌璀璨，走出了一大批着名的高端管理人才！”
“到了80年代，由于日苯的迅速崛起，美国舆论把经济不振的矛头指向管理教育，美国MBA教育开始全面改革，我们国内现在就是学的美国改革后的那一套，当然，其中也结合了日苯的MBA教育优点。”
“今天我想说的是法国MBA教育，它跟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法国的MBA教育只有一个学年，入学者年龄必须是30岁左右，学生能在学校学到理论，也可以把他们过去的实际管理经验带进教室，这就实现了教学相长，学生和老师都在进步。”
“国经委和教育部这次的想法很好，让国企管理人员回到学校读书。管理人员可以带来他们的实际经验，我们可以教给他们理论知识，这就能促进中国的MBA教育走出教室，走进企业和工厂。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坚决拥护上级的指示……”
中山大学教授陈垣道：“申教授说得很好，以前我们的MBA教育是闭门造车，关起门来做研究。理论无法联系实践不说，读了MBA的学生也很难发挥作用。这些学生也就20出头，进了国企能做主吗？不能！学生反而沾染上了国企的各种毛病。中央领导们是非常英明的，把国企在职管理人员送进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回去就能用得上。”
“我认为应该学习法国，把在职MBA课程的学制定为一年，毕竟那些国企领导也没太多时间。”
“一年能学什么？就来走马观花，镀金而已，至少两年！”
“看教育部吧，我们说了也不算。”
“教育部就是让我们讨论，各高校加强交流，弄出一套比较适合的方案来。”
“……”
教授们说着说着就开始争论，双方领导站出来打圆场，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都是聊些国外的MBA教育，分析美国、欧洲和日苯的不同，一些倾向于美国，一些倾向于日苯，还有少数倾向于欧洲。
接着，他们又开始谈国企的弊端，一个个大摇其头，都认为不是让领导来上MBA课程就能拯救国企，非得从根源上改革制度不可。
讨论了一上午，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又去复旦管理学院参观，最后还抽空去看了看复旦管理协会（学生社团）。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张洪波教授突然说：“贵校有个宋维扬，他是成功企业家，喜丰公司的管理就做得很不错。而且他那本《未来属于中国》我也看了，书中有一部分是谈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的，写得非常好！”
“宋同学确实很优秀，他是我们学校的名人。”复旦的申勇毅教授笑道。
张洪波问：“他也是管理学院的学生吧？”
申勇毅摇头苦笑：“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跑去读法学院了，还是社会学专业。”
“在中国做企业嘛，是该社会一些。”张洪波说。
教授们哈哈大笑，被张洪波给幽默到了。
申勇毅说：“现在也该下课了，张教授要是想见见宋维扬，我们就把他给找来聊聊。”
张洪波摆手笑道：“不能把他当普通学生，应该放在平等的位置。大企业家嘛，呼来喝去很不好，我们应该去拜访才对。”
这纯属开玩笑，但也有些道理。
如果宋维扬现在已经30岁了，身份摆在那里，这些学者教授还真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至少也要提前预约。
教授们一路闲聊，来到隔壁的法学院教学楼，正巧碰到刚刚下课的宋维扬。
“喏，穿灰色羊毛衫的就是他。”申勇毅伸手一指。
陈垣教授笑道：“小伙子是挺精神，难怪在电视上说自己比蔡国庆长得帅。”
“哈哈哈哈！”
教授们又是一阵大笑。
只有张洪波摘下眼镜，使劲揉了揉眼睛，自言自语道：“怎么跟马博士长得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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