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捕头一，只有衙役。 快班衙役被称为捕快
明清两代有三班衙役。
三班衙役：即皂、壮、快三班衙役，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一般来，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以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仵作（即今之法医，女的称稳婆）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力役，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每年约六两），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最基层的“执法人员”，民众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明朝的地方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
衙门其中又分为皂、壮、快三班：皂班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办公室，市武警支队。壮班就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后勤处，市公安局派出所。快班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捕快实际上是快班衙役，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员。其隶属地方官府衙门监管。用现在的话来讲享受市级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
与锦衣卫，东厂间没有任何关系。
锦衣卫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戊军区，军统机构直接保卫皇室或其中央政府所驻地的安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调动。便于直接短时间内调动参加并结束规模近距离的保卫战。执行皇帝的暗杀任务。
而东厂间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监察部，国家安全局，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安排调动。安插在各个地方与中央党政军“一把手”的官员周边监视官员行为，行动向皇帝提供可靠信息。属于特务机构、。
但与捕快不同的是，他们属于中央皇帝直接领导，享受的是国家部级事业行政单位待遇。相比捕快要优厚的多了。
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而决定其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桨比限”，一般5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捕快在古代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捕快是没有工资的，每年的伙食补贴即“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
在历代诗文中，捕快作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常常成为鞭挞的对象。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写道：“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捕人亦作贼，何以处此？世上流民尚可数，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乐流民苦。”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但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见，捕快常会应官长之令，参与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类勾当。
在民国时期，老北京警察局的侦缉队，亦属于捕快性质。他们一律穿着灰大褂，所不同的是“只有侦缉队的成员有时不扣扣子，有时只扣几个扣子，走起路来身子向前倾……侦缉队的下层队员，一年四季都把头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兴戴帽子。腰上总挂着一块‘汗巾’，从大褂外面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着‘二把盒子’”。他们的职责理应是对付贼匪，实际上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令人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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