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听闻噩耗，宋教仁一死，大好的局势又乱了，和半年前对袁世凯顶礼膜拜不同，这次孙来了个180°的大转变，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几乎把去年与袁世凯相谈甚欢的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最重要的是如今日本朝野对他言之凿凿的大力支持，让他再次充满了底气。于是，孙这才敢于公开挑战合法的民国大总统。
这一切让人们感到，当初的“洪秀全第二”又回来啦！但是，参与会议的高干们，大多不赞成孙要动武的意见。特别是资格和孙不相上下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他认为目前案件的审理一方有利，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不到最后一步不应该轻谈战事。在黄兴心里，民国是宋教仁呕心沥血之作。为了南北和谈的成功，黄兴看到宋教仁受尽了同盟会中胡汉民、陈其美等人的冷嘲热讽以及白眼暗咒，暗地下被称为投降派，可宋教仁依然孜孜不倦。
在孙黄离开政坛之后，宋教仁撑起继续革命的大旗，并且，在两院中大选胜出，一个实际执政的日子指日可待。只可惜，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取了他的年轻生命。而且，如果现在起兵，就公然违反了宋教仁的临终嘱咐，所以，黄兴坚持要走“法律程序”。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势力都应该对此负责。
孙听后极为生气。他在心眼底已经认定袁世凯毫无救药，必然要搞专制复辟；与其等他露出狐狸尾巴，倒不如现在就动手。孙声称，只要现在给我两师的兵力，我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但问题是，当时他们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当时有两个师的兵力，恐怕也像黄兴说的那样，敌不过袁世凯那些训练有素的北洋军。
辛亥革命时孙还在国外，没有和他们交过手，可是黄兴却知道北洋军他们的厉害。事实上，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使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兴兵讨袁未免有“反叛”之嫌。因此，当孙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去后，他们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除陈其美外，众多高干当时举棋不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要在4月8日开幕，这是宋教仁以生命为代价争取的来的，这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而让大选流产未免有点不合时宜和于民意相违背。而且大多数当选的议员更是牢记着宋教仁的教导：以国会和议会政治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力量上的差距。这时候的中局，表面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老派营垒和以孙为代表的新派营垒，实际上却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激进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一方和以孙为代表的另一方，在“宋案”发生之前，这两个营垒的阵线又不甚分明。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袁世凯取代孙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剥夺取得，而是靠禅让给的。
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同时，袁世凯竭力瓦解和削弱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将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军队裁减近20个师。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在半年前退出政坛，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是，此时革命党人在南方一些省市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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