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门口，侯姨轻轻地敲敲门，听到里面一温柔的声音说：“进来。”她才推开门带我进去。
里面的一老师，一孩子都是背对着我们。那位老师穿着红色的运动上衣，黑色的运动裤，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扎在脑后。她揪着旁边那个长得比她还高的男孩子的衣袖，好像是让他干什么，但是他不愿意干，正在闹情绪。
侯姨带着笑声，轻柔地开口，“大姐，我跟你说得那个孩子她来了，你现在有空见一见吗？”
闻言，那位老师转过头来，有些诧异，好像没想到会有外人在，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有空，有空。”
“那你们谈，我先下去，下节课的孩子快到了。”说着看了我们俩一眼。
“嗳，嗳！你去忙吧，我们俩聊聊。”那位老师快速的接过话头。听到这话，侯老师放心地转身下楼。临走之前，还非常贴心的把门给我们带上。
刘老师看着我，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你坐，你先坐。”我不好意思地笑着道谢，坐到桌子旁边的小椅子上。这儿桌椅的配置，和楼下一摸一样，都很简陋。
然后，她转过身，对旁白的晓晓说：“坐下，自己坐下。等我会儿，我和大姐姐说些事情，别闹！一会儿，我们就回家。”晓晓听了她的话，没表情，还是那么执拗地站着，一动不动。
刘老师拿他没办法，自己转身回来，坐到桌子旁的另一张椅子上。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这个孩子是个自闭症患儿，不太爱和人交流。”
“哦，那他今年多大了啊？”从一进门我就注意到这孩子，差不多十五六岁，看上去有精神障碍。
“今年17岁了，来这儿快有五年半的时间。”刘老师一脸欣慰地看着他，满目慈祥。
晓晓一开始还较劲儿，现在自己主动地坐到地垫上，屈着腿，抱着膝盖，一脸防备。他谁也不看，哪儿也不瞅，就盯着他脚尖前的地板。
听了刘老师的话，我好奇地问：“他家里人没在儿陪着他吗？”
“没有！就他自己在这儿。我们在这儿租的有宿舍，他和我们一块住。我们下班就带着他回家，上班就带着他来，来了自己就在这屋里坐着。等我腾出时间来，就给他训练，一天大约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
“那他父母有来看他吗？”
“一开始那两年，每年能来看他一两次。有一年春节，还把他接回去过年。结果呆了没两天，他天天闹腾，家里安抚不住，连夜给送回来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接回去。现在，一年都来不一趟。”
“那他家里还给钱吗？”
“给，一年六千左右，年年给打过来。他们家不差钱，就是看不了他。”
“是，跟着您给照顾的挺好，他自己待着舒服，家里也放心。”我真心觉得刘老师不易，他爸爸妈妈都看不了，刘大姐得费多少心力才能驯化他，让他乖乖的听话，不哭不闹不耍脾气。
“是，他喜欢这里。放假的时候，开车带他回我老家。我家在农村有个大院子，家里没其他人，就我俩。他也能待住，很少闹腾。有时候脾气上来了也狠狠的折腾，但是他从不和我这样。大多时候，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看他现在挺听话，才来的时候没少作，也是这几年才愿意尝试和外界接触。有时侯，外面的小朋友哭了，他也能帮着给哄哄。这间屋子一般都是他给收拾，我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起这个自闭症孩子，刘老师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俨然，她把晓晓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细心照顾。
“那刘老师，咱机构是附属于残联吗？”
“是，是残联的下属机构。咱这儿的孩子大都是残联推荐过来的，很少是自己找来的。残联那边一个月大约能分过来三四个孩子，比较稳定。咱们这儿想扩招，主要是因为孩子堆积的太多，老师们忙不过来，天天加班加点的太累。”
“哦，您一直做这一行吗？”我对这位大姐非常好奇，一个普通的人想到做这行挺难得的。
她对上我好奇的目光，了然的笑笑，目光深沉的看向窗外，像是陷入回忆，声音飘渺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学特教的，那时候还没兴起康复治疗这个专业。毕业后，我和几个同行来到BJ创业。那时候选的是朝阳区，做的就是脑瘫患儿的康复训练。当时，我们那帮人创业只凭一腔热血，只想为像晓晓这样的孩子做点儿什么，不图钱。可是，我们刚大学毕业，既没关系没人，也不懂得经营，坚持干了十几年，不仅没挣到钱，也还没能申请到残联项目，最后由于经营不善倒闭掉。我们那群人很快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转行的转行，换工作的换工作，再也不谈理想抱负。这些人当中，就我自己坚持下来，一直在做特殊孩子的康复训练。我当时也没有多少钱，在朝阳区根本生存不下去。于是，我就打算转换阵地，找个花费少的地方。找来找去，转到大兴来，租了这一栋小楼。恰巧有一亲戚，在大兴的残联工作，说她同情我也好，想做善事也罢，就帮着我申请下来残联项目。我这才活下来，安稳下来，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渐渐地老了，也不想再追求理想那些虚无的东西，只想守着这些孩子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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