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祖泽远和其他一些幸存的祖家子弟，将造成三道沟子之战惨痛损失的原因归咎到了杨振身上，甚至包括整个杨振麾下人马的身上。
他们认为，祖克勇本可以更快回援的，但却姗姗来迟。
关于这一点，他们完全忘了，当他们刚刚抵达烟筒山时，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一个劲儿的催促祖克勇率领隶属征东军的各个营头启程东出，赶往打牲乌拉附近的松花江西岸，为后续的主力进军扫清道路。
而且他们也完全忘了，当祖克勇率军渡过以勒门河（饮马河），渡过取柴河，紧接着又先后通过地势险要的“头道沟子”“二道沟子”“三道沟子”的时候，每一次都往后方大营派了探马，向他们报告东进途中的地形地貌与路况消息。
结果，祖克勇顺利通过了，而他们却遇伏了，并把损失惨重的责任推到了前锋祖克勇未能及时回援的身上。
至于归咎于杨振，同样是这个套路。
他们认为，杨振本来可以更早抵达烟筒山的。
若是杨振能够再早两天抵达烟筒山，那么他们在三道沟子迎来的就不是惨胜，而是能一鼓作气将敢于伏击的清虏鞑子斩尽杀绝，而不是在伏击失败后遁入山林，逃走了大半。
总而言之，在这些人眼中，自家损失惨重是别人的错，未能乘胜追击，将清虏一网打尽，也是别人的责任。
祖克勇身为祖家子弟，又是杨振麾下前军总兵，不得不与他们这些人打交道，夹在中间受了不少夹板气。
此时他向杨振道明其中缘由，语气虽然平淡，但是其言谈神色之间却也看得出来，其内心极不平静。
若非那些人都是他的叔伯兄弟，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是他的长辈，恐怕早就发作了。
至于杨振，在闻听了这些烂人烂事之后，除了苦笑感慨之外，倒也并未因此与他们翻脸。
而且，就在进驻到了征东前军的营地之后，杨振还下令将自己卫队将士随身携带的一些番薯烧酒收集到一起，嘱咐祖克勇在晚些时候亲自送到祖大寿的中军营地去。
祖大寿的军中也带会有一些烧酒，但是经过连续多日的长途跋涉，在加上经过了三道沟子之战，想必也剩不下什么了。
而金海镇自产的番薯烧，至少经过了两次蒸馏，酒精度数比起源自辽西的一些“烧锅酒”还要高一些，正好用来清洗金疮伤口，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否则，以六月末的天气，稍不注意，伤口就要感染化脓，到那时候许多原本还有救的一些人，可能就直接发烧烧死了。
当然了，杨振麾下随军携带的番薯烧，也不过是一人一小壶而已，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的辎重车队那里。
于是，杨振只能叫祖克勇尽快派人南下，再一次催促杨珅、刘仲锦、张天宝等人加快北上的进程。
与此相应的是，已经下定决心要继续往打牲乌拉方向进军的杨振，不仅没被三道沟子之战的惨烈吓退，反而激起了他的无穷杀心。
就在当天下午，杨振下令已经在烟筒山附近的营地里休整了两天的征东军前军各营，挑选将士，就地伐木取材，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后方大队人马辎重准备过河搭桥的材料。
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午后，在杨振一再派人催促之下，杨珅、张天宝、刘仲锦等人带着后方大队人马，终于抵达了烟筒山东北、以勒门河上游西岸一带，比杨振预料的抵达时间还早了半天左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之前编列在杨振后方大队人马中的几个隶属辽西军伍的车炮营与辎重营押运队伍，昨日傍晚在半路上就收到了祖大寿派人传递给他们的就地驻扎休整、等待后续安排的命令。
去掉了这么近万人的车炮和辎重步兵队伍，原属征东军右军的炮兵团营、掷弹兵团营和几个随军的辅兵营，号令统一，步调一致，北上进行的速度，也比原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得知此事，杨振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他倒不是担心这些人中途离队，不再北上之后，会导致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后果。
事实上，以目前清虏小朝廷的形势，对付他们，杨振仅凭自己麾下的征东前军和右军就足够了。
这一次北上进军的过程，也让杨振进一步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接下来大军继续北上，必须水陆并用。
尤其庞大的车炮和弹药粮草辎重队伍，一定要走水路，否则光是修路架桥这个事情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眼下时间已经进入六月末，这可是崇祯十六年的六月末，若是以后世采用的阳历计算，此时应该已经是一六四三年的七月末甚至是八月初了。
这意味着，不管是关内形势的演变也好，还是东北大地上的气候也好，它们留给杨振用于收服整个大东北的窗口期，其实已经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祖大寿负伤萌生退意之后继续坚持两军合兵，然后导致不断的扯皮与内耗，还不如干脆甩开他们，选择单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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