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一开始，不肯轻易就范的罗洛浑，以自己旗下人马在广宁城之战中损失严重为由，不愿南下范河城驻守，来替多尔衮阻挡明军北上。
但是，在“蒲河城”失守后，跑到铁岭城一带的清虏八旗权贵们几乎都认识到了分兵驻守范河城的重要性，同时也都认识到了派遣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前往坐镇的必要性。
而这些人最后也把目光落在了镶红旗旗主罗洛浑的身上。
因为，多尔衮是“大清国”的皇上，“大清国”从上到下可没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想法，让多尔衮亲自去守范河城，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拥有“旗主”身份而且可以担此重任的，就只有两红旗的“旗主”了，一个是镶红旗的罗洛浑，另一个是正红旗的满达海。
因为其他的所谓“旗主”都太年幼了，两黄旗的就不用说了，总不能让福临去吧。
而两蓝旗的旗主，目前只有一个，就是继任和硕郑亲王富尔敦，也才十二岁。
此外，正蓝旗的“旗主”身份，包括阿济格死后的镶白旗“旗主”身份，眼下皆由多尔衮一人兼任。
事实上，当多尔衮授意身边人抛出这个提议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将他看不顺眼的罗洛浑撵出去。
能守住最好，守不住回来就治他的罪。
到时候新罪、旧罪合并到一块算，也算是补上了上一次未能将其从严治罪的“遗憾”了。
当然了，这个“遗憾”不只是多尔衮的。
事实上多尔衮只是想换个忠于自己的人出任镶红旗的旗主，而盯上这个旗主位子的，却是老礼亲王代善的另一个亲孙子，多罗谦郡王阿达礼。
就这样，罗洛浑在铁岭城软磨硬抗了几天后，终于扛不住多尔衮和其他八旗权贵们明里暗里施加给他的压力，心怀不忿的带着数千镶红旗人马来了范河城。
好在多尔衮派他驻守范河城，也并非真的是意气用事。
最终在罗洛浑增派人马的请求下，同时也一些两黄旗权贵们的建言下，多尔衮也派遣了自己信任的大臣之一，镶黄旗总管大臣何洛会，带领分属两黄旗的八个半蒙古牛录，与罗洛浑一同驻守范河城。
再后来，盛京城易手，拜尹图、遏必隆、孟乔芳等人，带着及时逃出来的盛京留守人马，在辗转多处之后抵达了范河城附近。
他们本来可以直接前往铁岭城的，孟乔芳、刘良臣都建议拜尹图带着大伙到铁岭城去，甚至包括被多尔衮留在盛京城充当拜尹图副手的遏必隆，也这么建议。
但是拜尹图思前想后，在入城拜访了罗洛浑后，只是派了一小队人马带着书信北上铁岭城，不仅包揽了盛京失守的罪责，而且自请率部协守范河城，以期挡住北上明军，将功赎罪。
就在六月初的时候，多尔衮同意了拜尹图的请求。
多尔衮原本有意借着这次拜尹图弃守并逃出盛京城的机会，将盛京失守的罪名扣在他头上，然后处死他的，因为此人一贯对他阳奉阴违。
但是，考虑到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而且拜尹图主动包揽了盛京失守的罪名，等于是帮他化解了不小的压力，最后在随驾铁岭的两黄旗权贵们的建言下，暂且放了拜尹图一马。
然而，让多尔衮及其心腹臣下们始料未及的是，拜尹图入驻范河城，不仅迅速架空了何洛会这个镶黄旗总管大臣对范河城八旗驻防兵马节制指挥的权力，而且与罗洛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拍即合。
八旗内部原本孤立分散的反对多尔衮的势力，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竟然在这个小小的范河城内，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合流。
崇祯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凌晨，也即“大清国”天眷元年六月十一日凌晨，寅时三刻左右，镶红旗旗主罗洛浑派人秘密请来议事的重要人物，正是一等镇国将军、盛京留守总管大臣拜尹图。
上半夜的时候，罗洛浑收到抚安城失陷的消息后，就叫人请了拜尹图、遏必隆、何洛会等人紧急商议范河城的战守问题。
毕竟抚安城失陷后，杨振亲率的大军已经出现在了范河城的侧后方，而且两地之间还没有范河这样的河流阻隔，可以说是无险可守。
再叠加上范河以南以祖大寿为首的数万辽西兵马，范河城腹背受敌，已经在事实上处于危险境地。
罗洛浑心中害怕，已经有了撤兵回铁岭城，甚至是直接开溜到开原城的念头。
只是他更害怕多尔衮，害怕这次不战而退之后会被多尔衮借机夺爵，甚至论罪处死。
所以在上半夜的紧急商议之中，面对一力主张坚守待援的多尔衮亲信大臣何洛会，以及谨言慎语不肯表态的拜尹图，罗洛浑也不敢当众展现其心中的真正想法。
直到后半夜，眼看天要亮了，根本睡不着觉的罗洛浑，越发认识到，再不下决心，将来想跑都跑不了了。
因为杨振率领大军占领抚安城的消息，最迟在天亮之后必定会传到范河以南，传到祖大寿等人的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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