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眷之后，刚林在大学士的任上显然得到了多尔衮的信任，已进入到了多尔衮的核心圈子里面。
这时，其先是应了一声，抬头看了看刚刚处理完两件军国要务、神色明显倦怠的多尔衮，然后下意识的往左右看了看，最后方才说道：
“皇上让奴才办的事情，奴才前几日遵旨在内三院透了一些口风。内秘书院鲍承先大学士谨言慎语唯唯诺诺，只说一切以皇上旨意为准，但是内弘文院希福大学士却对内三院搬迁兴京持反对之议，其他内三院学士，也皆以希福大学士之议为尊。”
他的这个话一出口，多尔衮的神色依旧，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叹了口气。
但是在场的其他人，却是脸色各异。
有的什么平淡，只是皱了皱眉头，但有的确实大惊失色，瞠目结舌。
显然，其中有的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内三院搬迁兴京之议，而有的人显然是头回听说。
至于所谓的“内三院搬迁兴京之议”，则是多尔衮之前私底下进行的一个试探。
其主要目的，就是测试一下内三院的大学士们，以及以内三院大学士、学士们为代表的八旗上层权贵们对“大清国”下一步走向的态度。
在多尔衮看来，双方议和失败之后，面对金海镇大军重启的北伐和辽西南朝大军的共同进攻，他所接手的“大清国”，已经从内外交困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其一，是死守盛京，拼尽全力赌一把国运，赌赢了的话，他的“大清国”就能转危为安，至少暂时转危为安，然后他会重提议和，休养生息几年以图将来。
但是这条路充满危险。
因为，直到登基之后，多尔衮才真正有机会盘点清楚，内部“粮荒”“铁荒”日益严重的“大清国”，到底有多么虚弱。
八旗上下已有几年没有抢过西边，没有南下关内了，各方面生产生活物资，包括铁器火药等战争物资也变得非常短缺。
等到金海镇策反了高丽半岛之后，彻底断了八旗所需各种战略物资的唯一外部来源，八旗上下面临的物资短缺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坚守盛京，能守多久？
而与此相应的是，他是知道金海镇的火器有多凶猛，数量有多庞大的。
两相对比之下，孰优孰劣，孰强孰弱，以及盛京能守多久，最后能不能守住，恐怕已经不言自明了。
死守盛京，搞好了反败为胜，搞不好就要亡国灭种。
其二，则是撤回兴京后方，依托后方有利地形，将战争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一直拖到明军再一次爆发关内危机，或者粮饷耗尽而撤退，然后他再卷土重来。
多尔衮及其几个心腹亲信，在分析了各种利弊得失之后，都认为这条路比较可行。
因为盛京城周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本来西有辽河，南有浑河，搁在往昔，这都算是天险了。
但是这些往昔的天险，在杨振的强大水师面前，却成了通途，成了最薄弱的地方。
辽河不能守，浑河不能守，剩下的就只能是守城墙了。
可是辽阳城、广宁城的前车之鉴，已经充分说明，再怎么高大坚固的城墙，在数量庞大的重炮面前，早完是会被摧毁的。
也因此，不论是刚林，还是阿达礼，又或者其他参与讨论此事的其他心腹大臣，都更倾向于壮士断腕，以退为进，暂时退守兴京后方。
然后利用兴京后方的各种有利地形，一方面可以集中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也能拉长南朝大军的补给线，说不定可以重复多年以前的萨尔浒之战，再次扭转整个战局。
最不济也可以以拖待变，拖到南朝后方生变，到时候“大清国”面临的危险局面自然是迎刃而解。
这条路，不仅好走，而且也有利于暂时保存八旗的实力。
其实，早在多尔衮命令英亲王阿济格收拢盛京外围人马，撤往兴京后方的时候，他的心底深处，就已经做出了抉择。
只是，盛京可不是辽阳，也不是广宁。
它不是一般城池，它是“大清国”已经定都十八年的都城。
以多尔衮现在的权威，根本不敢一战不打就弃守。
不管他的顾虑有多正确，也不管他的谋划有多长远，他要是真敢一战不打就弃守，不要说本就暗流涌动的两黄旗了，就连其他各旗留在盛京城内的人丁家眷，恐怕也要开始反对他了。
正是担心这一点，多尔衮只能是先让人放出去一点风声，以内三院搬迁兴京之议，试探一下内三院那些个“大清国”文苑精华之士们的反应。
这个人选，就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
其人已久任内国史院大学士，与内三院的其他大学士和学士们原本是一体的，人脉仍在，也好说话。
但是现在看来，试探的结果，当然是很不乐观。
“不过，就在今日傍晚，奴才入宫前，希福大学士遣人带口信给奴才，说是愿与奴才商议一下内三院搬迁兴京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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