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两人重新坐下。
等洪承撰坐定，杨振随即对他说道：
“洪先生客气了。辽东辽西本是一家，我这边收其东藩，是断其一臂，你们突袭边外那些北虏部落，同样也是断其一臂。
“虽然清虏眼下仍有科尔沁、喀尔喀等蒙古部落可以引为臂助，但属于外藩，其地甚远，缓不济急，清虏腹心之地其实已敞开于我大军面前。
“如今，金海镇现在已经拿下辽阳城，清虏盛京以南方圆数百里对我们来说并关山险要阻隔，我大军随时可以进兵，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是在等洪督师与祖大帅率领辽西大军前来，与金海镇兵马共襄灭亡清虏之盛举。
“而且，前不久，我金海镇已经将联合辽西、辽东各路兵马之全力，犁庭扫穴、共取盛京的全盘谋划，连同金海镇与清虏辽阳大战的捷报，送往了山海关兵部分司，算算日子，此时此刻，想必圣上也该知道了。”
杨振其实并不想太早报捷，尤其是在关内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他宁愿凡事低调一点，免得再被崇祯皇帝或者朝中大臣给惦记上，再从他这里往关内调兵。
但是考虑到接下来收复沈阳的既定策略，特别是收复沈阳之后的各种后续计划，反复权衡之后，他还是下决心向朝廷报捷。
并且借助报捷的机会，他向皇帝和京师朝堂提出了下一步“东西并进，收复全辽，犁庭扫穴，永绝后患”的建议。
这样做，一方面有“示弱”的意思，表示自己并没有独立收回沈阳并灭掉清虏举国之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表态，表示自己并没有独占辽沈，或者将清虏“盛京”宫室财富据为己有的打算。
当然，这样一份奏报，也是为将来收复沈阳后继续北上用兵埋了一个伏笔，避免京师朝堂突然调他入关。
不过杨振的这个做法，却也造成了一些“误解”。
不论是京师方面，还是辽西方面，都误认为，杨振这是在试图通过京师方面，给辽西方面施加压力，以促使辽西方面尽快出兵，加入决战辽沈的进程。
事实上，就在洪承撰、祖泽润从锦州出发前一天，京师朝堂已经给锦州方面下达了最新的旨意，严令他们必须尽快出兵攻取广宁，然后与杨振会师，以共取沈阳。
对于辽西兵马放着广宁城不去收复，而是一再出击边外的做法，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堂之上一直争议不断。
一些人认为，先易后难是对的，北虏是清虏的附庸，是清虏的帮凶，先期攻灭或驱逐边外的北虏部落，是在剪除清虏的臂助，对于最终灭亡清虏、收复辽沈非常重要。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洪承畴、祖大寿这么做，是在避重就轻，是在用攻打没什么威胁的北虏部落来应付朝廷，来糊弄皇帝，以掩盖他们在收复辽沈问题上的无能。
尽管他们在攻打北虏部落的时候，取得了不少胜利，收回了不少塞北的土地，可那都是没用的土地，既不能派官治理，也不能收取赋税。
这是在浪费朝廷的兵力，浪费朝廷的钱粮。
他们应该去打广宁，像杨振那样去收复被清虏占据的辽土，而不是去打原本就是荒蛮之地的塞北部落。
而崇祯皇帝本人的想法，则一直在这两种论调之间左右摇摆。
一段时间，他觉得前者有道理，认为循序渐进是对的，做事不能太急切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觉得后者有道理，认为辽西那么多兵马集结在那里，却不肯再往东一步，一定是怯敌避战。
事实上，也正因为崇祯皇帝本人这种左右摇摆的态度，才让洪承畴和辽西各路人马敢于并力向西，而不是去打广宁。
不过，最近杨振在辽南的连战连捷，尤其是收复辽阳城、斩首孔有德的捷报送入京师之后，崇祯皇帝终于不再左右摇摆了，而是态度坚决、语气严厉地要求洪承畴集结辽西兵马主力，尽快收复广宁。
与此相应的是，更早一步得知杨振收复辽阳城消息的洪承畴、祖大寿他们，也认识到机会来了，而且不出兵攻打广宁也确实说不过去了。
于是便有了洪承撰、祖泽润他们的这一次辽阳之行。
“还是都督想得周全，朝廷的确已有旨意。不过即使朝廷没有旨意，有了都督写给洪督师和祖帅的信，东西合兵，共取沈阳，原本也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都督说到做到，咱们也不会爽约。都督的建议，督师和祖帅都是认可的。”
“那倒也是。不知督师和祖帅计划何时攻取广宁，何时前来会师？”
面对杨振的询问，洪承撰下意识的看了看左右，见厅中并无其他人，随即说道：
“督师与祖帅已经议定进兵方略，四月底前兵分两路，一路由洪督师亲自压阵，祖帅亲自指挥，以牛刀杀鸡之势北上夺取闾阳驿城，另一路以宣镇杨大帅为主、松山城夏总兵为副，往东攻取西平堡城。
“两路大军分别拿下闾阳驿、西平堡之后，宣府镇杨大帅率军从广宁城东，祖大乐、桑噶尔赛、吴巴什等率部从义州城出兵东进广宁城西北，督师与祖帅率主力北上广宁城南，十数万大军从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一举拿下广宁城当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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