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一连数日泡在保和殿中赏鉴苏轼的丹青妙笔，他仿佛发现了一座巨大宝藏似的，急于同人分享这份惊喜，于是亲自手持着苏轼的《寒食帖》、《阳羡帖》、《归去来兮辞帖》、《渡海帖》等几幅作品来到了醉杏楼。
徽宗请师师一同加以赏鉴，师师没想到官家转变得这样快，令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喜爱东坡先生的书画作品也只能看作一个正名的开始，以后的事还急不得，因此师师只是就事论事道：“子瞻性与画会，所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而蜀人向来极不善书，而子瞻却独以翰墨妙天下，真天资卓异之人！”
徽宗听了频频点头，嘉许道：“朕其实早已知悉，苏子瞻的翰墨，向为世人所重。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之人，例不工书，偏苏子瞻乃是全才，真是我朝文气沛然之故！”
宫中的动向自然是朝臣们一直密切注视的所在，因此徽宗的特别举动很容易就会被打听了去，尤其是徽宗身边有个宫女，早就与蔡攸有染，所以很快通报给了蔡攸。一众朝臣便开始闻风而动，准备向徽宗进献苏轼的丹青作品，尤其是书法。不过，经过“元佑党祸”，摧碑断石，焚烧文稿，那些被人珍藏的墨迹，多半也尽归隐没，乃至灭失甚多。
朝臣们只得剑走偏锋，开始大批延请各路临摹高手，再在装裱上加以巧妙的作伪，以至于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的苏书。在贡书的第一波风潮掀起之后，徽宗便对其中一些献出珍品者加以封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又引来第二波贡书风潮。
以收藏苏书之富相夸耀，一时间居然也成了风气，很多高官显宦都不惜重金罗致苏书。比如那梁师成居然花了三十万钱买下了东坡先生在英州写下的一首桥铭：这篇桥铭是东坡在遇赦北还途经英州，因一时技痒而写下的，后来被铭刻在桥的栏板上。元佑党祸兴起之后，此铭就被人藏了起来，有幸一直未被人发现。
师师眼见于此，不禁对刘錡感慨道：“眉公的不平之遇，起因在官家，如今将要还眉公一个清白的，还是官家！一国之运，系于一人，当真叫人捏着把汗！”
“是啊！虽说贤君须得良臣辅佐，可若是国君选错了相公，那可就苦了天下百姓！”刘錡轻叹道。
“我等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官家此番改弦易辙，也是不易了!”
过了几天，徽宗让人搬来了一堆苏书，想让师师帮着鉴别一下。师师真是大饱了眼福，没想到可以得见如此巨量的苏书，真是大快朵颐！可是她也知道，这其中必多赝品，不过像徽宗这样的行家都难以全然辨别，师师比之徽宗还稍逊，她也只能徒然感叹：“朱紫相乱，恐怕是断不清的公案了！”
其实即便是东坡先生这样的名家，面对米芾的诸多作伪，也很难分辨，所以东坡先生曾感慨说：“你米元章临摹了如此之多的晋唐名作，不失为功劳一件，可也令天下人从此难辨真伪，算是一桩罪业了！”像刘巨济这样的收藏名家，起初也不敢收集晋人作品，无非是因为怕看走了眼。
眼看徽宗正在兴头上，师师便婉转进言道：“如今官家既这样推重苏子瞻的妙笔，也可以想见子瞻人品并非那么不堪！官家何妨向天下士子求取直言，看看大家心中的苏子瞻究竟是何许人！”
这就有点要徽宗认错的意思了，徽宗只好婉拒道：“恐怕相公们不答应！”
“朝政大事，婢妾本不当多言，可是言路畅通乃国本之所系，还望官家三思！”
“好吧，朕就听一听！”
徽宗很快就下了一道诏旨，要天下读书人就新旧党争及新法之事直言，结果天下投书很快就如雪片般飞来。为了防止有人从中压制于其不利的言论，徽宗又专门命参知政事何执中掌管此事。
当徽宗看到大量的反对新党及新政的言论时，着实是吓了一跳，没想到如此不得人心！徽宗着实是有些心虚了，觉得从前的自己大概是错了，也愈发觉得蔡京有些奸猾、跋扈。相反的，这时候却有两个权势人物站出来力挺苏轼，这便是高俅与梁师成：高俅早年毕竟受过东坡先生的恩惠，所以回报旧主也是人之常情，更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舆论风向及徽宗态度的变化，此时表态自然可以博得美名；那梁师成也是如此，只是无耻到了逢人就说自己乃是东坡先生的私生子，一时被传为京中笑谈。
蔡京自知此时不宜跟徽宗唱对台戏，便未多加阻拦徽宗的更张之举，于是徽宗立即下诏除朝堂外处党禁石刻，又下了一道罪己诏，并罢除了方田、岁贡、科敛、市易、茶盐诸事。
一时间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师师也兴奋极了，觉得应该趁热打铁、再接再厉，为东坡先生彻底恢复名誉。当师师将这个想法告诉刘錡时，刘錡不无忧虑道：“如今新党得势多年，在朝中已是树大根深，想要为他们的政敌正名，恐怕不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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