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清戏班子、电影队的花销跟收取摊派的总额明显对不上，村里也没给个解释，不过等过年的时候，几个干部家里都添置了新物件。
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日后，许多干部做事的手段越来越粗糙，李未在后世读博期间回家探亲的时候，就听亲戚说，他们村的干部借口最近天旱不雨，问每户人家收了五十块，说要去向龙王老爷求雨。
李未当时听了瞠目结舌，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耳朵出问题听错了，还好这家伙最后被村民举报进去了，要不然这笔钱肯定就落他自己口袋去了。
裴友根继续说着他们村或者其他村的各种奇葩摊派，林毅夫听得瞪大眼睛，他来考察之前，倒也预想过会看到农民过的有多辛苦，但完全没想到辛苦的根源竟然来自这些地方。
除了农业税、三提五统和摊派，农民身上还有一项较重的负担，那就是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农村义务工是指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在农村进行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公益事业时，要求农民无偿承担的一种劳务。
劳动积累工，是指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在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要求农民无偿承担的一种劳务。
根据《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5—10个义务工和10—12个劳动积累工，劳动积累工应当主要在农闲期间使用。
也就是说，农民每年都要抽出短则半个月，长则近一月的时间，自带干粮完成没有任何报酬的劳动，你要是不想干就得交钱。
而且这还得是在当地干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要是遇到几个不守规矩的，那出工的时间就更长了，不出工要缴纳的罚款也会更多。
这不就是古代的徭役么？这话在林毅夫嘴边转了一圈儿，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听着裴友根诉说他们村几位村民因为承受不起负担而导致的悲惨后果，林毅夫也是连连叹气。
从裴友根家里出来后，俩人心情都很沉重，然后聊起了解决办法，林毅夫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流，他知道要维护国家对农村正常的行政管理，就必须要有财政支出，而已现在国家的收入水平，取消“三提五统”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的话，必然会引起大范围的基层干部失业，这后果远比继续收取“三提五统”要严重的多。
该不会真有人以为取消乡镇级别机构是好事吧？权力一旦出现空白必然会有人补上，如此以来，中国又会回到皇权不下乡的历史中；而现那些下岗的基层干部怎么办？李自成的事儿可是还在历史书上写着呢。
他问起李未，李未也只能这样回答，“慢慢等吧，等到国际经济水平上升之后，等到就算不收取农业税、三提五统也能支撑基层财政支出的时候，这些负担就该取消了！”
“那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预计要多久？”尽管林毅夫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依旧觉得这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工作。
“单纯从经济发展来说，满足取消这些的标准估计要十来年时间，但是新增一项税收很容易，取消却非常困难，要是没有人推动一把，那就更慢了，综合考虑，二十年时间应该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2004年，人大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农业税，维系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才终于走向终结。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同时，财政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完善。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有几位人物值得大家铭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向朱总写信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
“二十年太久了，在此之前还有什么能帮农民减轻负担的办法？”一想到像裴友根这样的农民还要背负二十年沉重负担，林毅夫就觉得很难受。
“减轻负担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取消收费，这种目前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尽量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也只能说是尽量而已，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种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让每年几百块的支出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项无法承受的负担；你看，每年的支出差不多，但李新富就不觉得有太大影响，因为他每年赚到的钱是这个数字的十倍、十几倍。”
“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想在你厂里上班的工人也不会觉得这些支出无法承受！”林毅夫点点头，算是认可了他的主意。
“今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千八百多万，这些企业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既解决了农村闲散劳动力的问题，又帮助当地农民提高了收入！同时他们缴纳的税收，也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有了钱，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摊派等不合理收费，但总归能减少一些，这同样是帮农民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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