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房屋交易出现是重新出现了。
可这里有一条，这种交易并不是光明正大的，里面全是猫腻。
因为别忘了，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私人进行房屋买卖啊。
自解放之后，国家就一直在实行房屋公有化政策。
当时的房子大部分是公家的，特别是像单元房这种条件最好的房源。
那就必须得曲线救国才行。
说白了，其实就是钻政策的空子，打着换房的幌子，在私下里交易房屋居住权，或者也叫使用权。
由于当年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办公地点与职工宿舍距离过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从1953年开始，为解决职工离工作地点过远、上下班不方便的困难，京城房地产管理局就开始实行市民房屋交换。
政策是以“地点适当，基本等量”为原则。
且明确指出“不论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个人，在换房双方及业主同意原则下，均可互换房屋。”
换房具体的程序按照官方说法是，先由欲换户提出申请，并持住房凭证或产权人（单位）的证明，到房屋所在地区或欲换入地区的换房站或调配部门登记。
在换房双方同意互换住房时，需同时持住房凭证、户口簿及有关证明到登记部门签订换房协议书。
然后再经房屋所在地管片管理员签字盖章后，办理变更租赁契约和户口迁出、迁入手续。
可实际操作上呢，比这么一大套简单得多。
想要交换房屋的双方，只需各自带上证明材料。
然后一起到房管所现场办理一下房屋过户手续，就行了。
说实话，这个换房政策确实是出自利民考虑的好政策。
因为真有实际困难的人，通过换房不但节约了上下班的时间，还免除了他们路上奔波的疲劳，且降低了交通费用上的支出。
对社会也同样缓解了公共交通的压力，减少了交通事故的隐患。
但必须得说，便民的同时，这个政策却给不合规定的房屋买卖开了一个大口子。
首先，以当时那个连程控电话都没有，一切就靠介绍信的社会环境而言。
房管部门想要查证一下这种事儿的真假，成本太高了，也太难了。
那么买卖房屋使用权的私下交易，就缺乏有效的分辨手段。
买主儿真要想弄份证明材料，只需自己来个萝卜章的障眼法就行。
至于收了钱的房主，当然也是不会真去较真，还要什么换来的房子的。
而其次呢，当时的法律也不健全。
完全缺乏相关的管理政策，根本没法对涉案当事人作出处罚。
即使查出来是假，抓住现行了，也不能怎么样。
这压根儿就属于“无风险犯罪”。
实话实说，被识破发现的不足万一，顶多就是批判教育的过。
其余的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而且造成事实之后，永远也不会有人追究。
因为真正的相关政策出台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儿。
等到了那会儿，之前出的这种事儿已经太多了。
那不合法也变成合法了，这就叫尊重既定事实。
想想看，现在由深知其中门道的洪衍武亲自来这件的事儿，那不就手到擒来，跟玩儿似的嘛。
别的不说，就说找房源，这事儿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别看各区都有房屋交换服务站，那是专门进行换房信息交流的地方。
可一般人去了，往往只能看见表面的浮水，看不见水下的瓤儿。
因为如果真心着急换房的主儿，到了服务站，肯定就心无旁骛，直接进去按要求索房源了。
那里面登记的，根本不会有想出卖的房源。
要找这样的房子，还必须得通过特殊渠道才行。
什么特殊渠道？
服务站门口招贴栏上的个人留言呗。
洪衍武独爱那种只写自己房屋条件，不提什么交换房屋条件，只留了联系电话和“有意面谈”的留言。
于是乎，还没两天呢，他就给边建功在附近弄下来两套房源来。
要说这两套房子的条件其实差不多。
都是六七十平米的二类房，还都是坐北朝南的三居室。
不过楼层有点区别，一个五楼，一个三楼。
还有就是地点远近不同。
五楼的在樱桃园路口，离福儒里公交车一站地的距离，是五四一厂的职工楼。
三楼的远点儿，都到了“玄武艺园”那边了，是区政府的职工楼。
所以到底想要哪套房，还得边建功和他女朋友一起合计。
另外，既然是纯帮朋友忙，价钱就得靠边建功自己和人家商量了。
不得不说，边建功的女朋友，在外交公寓上班的杜兰挺有主心骨儿，看问题还挺准。
她觉着边建功是开汽车的，距离无关紧要。
重要的倒是区政府的楼层矮，周边环境不错，有公园、有医院、还有好学校。
而且周围住的邻居大多是区政府的公务员，素质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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