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发动的一场兵变中杀死了高丽王和他的一百多位支持者，自立为军事首领——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大唐影响的策略。
那年，皇帝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曾提醒他的朝臣，进攻辽东不可不倚赖的幽州和营州，仍未从隋末战乱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可是不久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高丽、百济、新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大唐的态度也越来越敌对。
贞观十七年的后期，声称是大唐藩属的新罗汇报长安，高丽联合百济，兵分几路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
皇帝用礼貌的手段阻止高丽的侵略行动，无效。盖苏文甚至拘留了一位长安的使节。
皇帝这才决定亲自征讨这个以下犯上的国家。
当时，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总是禁不住回想起隋炀帝在高丽战争中的惨重失败。
与皇帝最亲密的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也极力谏止陛下亲征，那时唯一赞成敲打高丽的，是李世积。
尽管朝臣们反对，但这些人里已经没有了让皇帝颇为头疼的魏征，他在十七年时死了。这个保守的家伙！他在贞观十七年一死，皇帝在贞观十八年就开始了精心准备的远征。
魏征，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恶果还没有消除为由，劝阻他不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比如：不要进行劳民伤财的、大规模的军事讨伐。
目光短浅！攻占高昌时魏征也是这口调。但你现在看看！皇帝都有了把魏征再揪出来，让他去西州看一看、然后再让他闭嘴的想法了。
第一次皇帝亲征，大唐尽收了辽东诸城、斩获颇丰。
第二次讨伐高丽，大唐水陆并进，朣朦巨舰都动用了上百艘，人马动用的也更多，但一般人看的到的实利其实并不比第一次大。
对此，群臣私下里虽然不敢明说，其实心里总会有个编算。
这次再若伐高丽的话，说不定有个别人，就该用“穷兵黩武”来腹诽皇帝了。皇帝暗道，“难道我愿意折腾？！”
但为将者必谋胜负，而为君者须谋大势，这是不能强求谁的。
西州的来信在朝野上下头一次提出了“抑强扶弱”的主张，这是一股清醒之风！只这四个字，便值一个宰相！
皇帝暗自感叹了几回——真是知音难觅啊！
大唐地域辽阔，周边异族环恃，如果对谁都只凭了一味的杀伐、占领，大唐绝不会有现在的强盛，恐怕早已累倒在四处征伐的路上了。
你占了这一处，那么再远些的另一处呢？总会有一个边缘地带是你不能、不便、也不打算耗费过多精力去占领的。
大唐与高丽、百济、新罗的关系错综复杂。得之无味、纵之不甘，关键在于制衡！
从地理位置来看，新罗位于高丽半岛东南部，与大唐不接壤。从距离上来讲，新罗是三国中离大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
大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
即使新罗无力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亲大唐的新罗，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扰唐。
再从以往三国之间的关系看，在贞观十六年之前，高丽、百济、新罗基本上是友好往来，没有兵戈相见。
大唐出兵讨伐高丽的起因之一，便是高丽擅自封闭另两国通往大唐的道路，不许与大唐往来。
可见三国之间是勾心斗角的。这种三国不和的局面，为大唐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
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且气候与中国大异，再者鸭渌水那边山多地少，地不长草，皇帝从未想过直接出兵统辖。
因而制衡之术才更适合他们——我不占你，占了你难道要养你？但你也不能乍刺，不能生出不臣之心。
到贞观二十一年初，皇帝已发觉鸭渌水以东的形势愈加险恶，也愈加不利于大唐对三国施加制衡之法。
因为高丽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直至目前为止、还忠心耿耿的大唐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百济干脆断绝了对大唐的朝贡。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若再袖手旁观，任由着他们胡作下去，皇帝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辽东之东，便有可能遭到瓦解。
高丽坐大，那是什么局面？？岂是一顿饱饭、或一场年景可比。
抑强扶弱。
皇帝猜测，这四个字到底是出自于高峻，还是出自于郭孝恪……
……
这四个字其实既不出是自于郭孝恪，也非出自于高峻，而是出自于高峻的八夫人、西州女司马苏殷。
当时，高峻与郭大人讲过出兵的道理之后，还曾张牙舞爪：
“小弟让人掐了脖子，已经喊不出‘救命’来了，你在这里端坐着连手都不伸、说未接到小弟的求援，说师出无名？只凭此，高丽就是叫我干爹，他也是个不懂礼数的干儿子，欠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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