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倚兰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孩子，被老师形容成“天生反骨”。
那女孩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永远也梳不整齐头发，一到全班按个头大小排队踢腿地去食堂的时候，她就要借口上厕所而消失。上课时她就低头在课本上画画，写作文就批评学校教育是在填鸭；要是不得不加入集体，她就好像在受折磨。邓倚兰注视了她整个小学，听她反复说了无数遍：“凭什么？我不愿意啊，我的想法就不重要吗？”
“你们看着吧，”
邓倚兰作为小组长去办公室交作业本的时候，一个中年女老师朝其他老师说，“年纪不大，个人意识这么强，自由散漫，以后有的她苦头吃！”
那语气，仿佛迫不及待要看见那女孩后悔的时候了。
个人意识是不好的东西吗？
邓倚兰一直觉得，自己与那女孩是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个人意识是不好的东西，那她就很好。她让老师说一句都会掉眼泪，上课从来不迟到，听爸妈话做了规规矩矩的出纳——直到在这一天，她骤然听见自己高声怒喝道：“可是我不愿意！”
一瞬间，她好像被扔回了二十多年前，又回到了那个闷热午后的教室里。那个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女孩子，正一边哭一边去外面罚站。
她来不及多想。第一句话震响了房间，接下来的话就像潮水似的涌了出来：“就算我有病，就算我觉得天上有两个太阳，我也不愿意被关起来，你们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那男医生拿着表，望着她。那句“你不愿意有什么用”他没说出口，却响亮地回荡在房间里。
“你要是说我有伤人倾向，自杀倾向，要保护起来，好嘛，你做评估。可我没有这种倾向，任何正经精神科医生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一不伤人二不自残，你们还关着我，凭什么？随便说一个人精神有病，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就往病院一送，这人就再也见不到天日了，这不是恐怖片吗？”
男医生低下头，刷刷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邓倚兰伸长了脖子，眯眼看，看清了“躁郁”、“冲动”、“不能自控”之类的词。她几乎要气笑了。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管什么人披个什么皮，说让你去你就得去，说不让你走就可以不让你走。学校老师也好，精神病院医生也好，商场保安也好，居委会开会没开完也好……邓倚兰的愤怒，看在他人眼里，越发证实了她这个人确实精神有毛病——不用上班，单位掏钱给你治病，这是上哪儿找的好事呀，只有精神病才会这样又愤又恨。
给她开的药，邓倚兰全都偷偷吐了。等她爸妈来看过她，劝她好好治病、反省错误之后，她干脆放开了：反正她逃不出五大三粗的男护工监守，也没有人肯放她出院；那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再也不担心什么话说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反正她是一个精神病。
面对给她评估病情的医生，邓倚兰就说：“你知道我没病，你评估什么？你怎么不评估评估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
遇上态度蛮横的护士，邓倚兰就说：“我是不是成年人？我有没有行为能力？我自己不能给自己做决定吗，用得着你来为我好？”
放在一个月以前，她恐怕会被自己给吓死，现在她倒是像解放了，看着对方难看的脸色，心情畅快得很。
然而那个护士第二天时，用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将她打入了谷底。
“你还高兴呢？”那护士的语气和小学时的女老师一样，盯着她，笑着说：“你那个死去的老公被查出来和博物馆失窃有关了，想偷东西没成，黑吃黑才死了的，他们还没抓着犯事的人呢。”
那天邓倚兰什么也没吃下去，晚上却起来吐了两次。
入院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的要得精神病了。有一个病人整天念叨着“他们听得见我说话”、“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睛”；他们说他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可是邓倚兰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第五天的时候，出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外面的世界退化成了一个梦，想起来就觉得十分遥远。只需要几天的工夫，她在外面生活过的三十几年就模糊了，好像一团灰，被风一点一点吹散了。
她变得很少说话了，总是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出神。好像什么也没想，又总是想得很累。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她与其他病情较轻的病人一样，坐在饭堂里。她正望着自己的托盘发呆，有一个人走来在对面坐下了。
是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叔。
据说他在这家病院很久了，总是不说话，也没有暴力倾向，到点就吃药吃饭睡觉，久而久之，医院上下都对他视如不见，把他当成了这医院里的桌子、椅子，好像他早已成了这医院背景板的一部分。
“张……张叔？”她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记对了。
“我不姓张。”这是邓倚兰第一次听见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奇怪口音，说不上来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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