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清查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加强政府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
除此之外，度田行动直指地方豪强的要害——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
因为度田运动侵犯了各地豪强大族的利益，所以各地豪强通过勾结地方官员的方式，对这项政策进行抵制。
刘秀为了坚决执行这项政策，连续杀了十余名与豪强勾结的，对度田敷衍的地方官员，在这种情况下，郡国大姓纷纷起兵叛乱。
当时在中央之中，有天下大儒大司徒欧阳歙为各地豪强的喉舌，在舆论上拼命抨击光武帝的度田政策。
在欧阳歙的鼓动之下，当时天下的士林舆论对度田政策充满了恶意。
但面对着地方与中央的反对派势力的合力，一向被认为是“老好人”的光武帝拿出了他的魄力。
光武帝不顾大司徒欧阳歙天下儒宗的身份，在面对着诸生千余人守阙求情的情况下，果断将欧阳歙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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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引发了朝野极大的震动，但同时显露着汉光武帝的度田决心。
在用欧阳歙之死震慑一众中央朝臣之后，刘秀开始对地方的叛乱下手。
刘秀一方面派人宣召，“听群盗自相纠挝，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以此来分化离间各地豪强。
另一方面他对地方长吏逗留、回避、故纵等罪进行赦免，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
最重要的是，刘秀使出了一个杀招，“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在刘秀的这个举措之下，地方豪族大姓不能再借助宗族势力继续为非作歹，起兵兴乱。
刘秀的这个举措对当代的豪强来说，这是他们除了族诛之外，最无法接受的惩罚。
地方豪强之所以强横，乃是他们世居故土，在乡土之中有着莫大的影响力，有着巨大的财富。
这两个优势让他们能够蓄养私兵，发起叛乱。
但当他们被强制迁徙故土之后，他们与乡土的一切联系都被斩断，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作乱的人都是豪强大族，如果不是剥夺了他们在本土的一切再把他们迁徙到别处，这么富有的人，根本犯不上让刘秀给他们“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例如王符就在《潜夫论·实边》中指出刘秀这个举措的狠辣之处。
“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
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刘秀的这个举措，给叛乱的地主豪强给予了沉重打击。
各地的叛乱被平息后，刘秀时期的度田得到严格执行。
度田执行之后，形成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为明章之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后世人多记得刘秀大魔导师的身份，但他在这场度田运动中的行为，也是真的秀。
若没有这场度田运动，就东汉中后期那个政治生态，东汉早就灭亡了。
光武帝的那场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后世史学家的观点中，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纵观东汉两百年的历史来说，那场度田运动是失败的，因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与地方豪强的日益壮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单单从汉光武帝那个时期来说，当时的度田行动是取得一定成果的。
之所以度田行动没有挽救东汉的命运，根本原因是在封建社会中，是没办法完全根除地方豪强这个毒瘤的。
直接原因是，“度田”行动除了在汉明帝、汉章帝时期得到良好的延续之外，在其他时期，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但目前当年那场光武帝时期的度田行动，给糜旸的最大好处是，让他在汉兴郡中开展度田行动变得名正言顺。
糜旸身为汉兴郡太守，延续世祖陛下的政策，完全合情合理，是一种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了。
然后糜旸打着光武帝刘秀的名号，在明面上是度田的举动下，实际上做出一些改革，那也没人可以指摘什么。
就算有一些腐儒想借此抨击糜旸，抹黑他的名声，也必须先把刘秀的名声给抹黑了再说。
他们敢吗？刘备还活着呢。
在当代，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行速。
当申仪与申耽听到糜旸要在汉兴郡中开展度田之后，虽然身为地方豪强的他们天然反对这种政策。
但是先不说他们现在没有反抗的资本，就算在有反抗资本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公然阻止糜旸的这种举动。
为了保全一些血脉，申耽与申仪最后只能答应了糜旸的要求。
在申耽与申仪选择合作之后，糜旸命人将这二人压下去关押起来。
申耽与申仪被押走之后，吕乂来到偏厅中向糜旸禀报道：“府君，大部分申氏党羽都已经收押，接下来该对他们如何发落，还请府君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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