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代的皇帝们到底没有李世民的执念，宋儒们也在理学的发展下变换了研究方向，转而质疑起玉玺的合法性。
这种质疑在1096年玉玺重新出土时达到了高潮。刘恕，这位《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冷眼道出了这么一段话：“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
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其大意是，玉玺与天命根本没有关系，反而是相信两者有关系的这种想法，会成为乱臣贼子实现其野心的工具。
说来也巧，就在刘恕发表这番言论的二十几年后，北宋便被金人灭亡了……
又过了数百年，金人的后裔再次入主中原，这其间又诞生出一位杰出的皇帝：乾隆。说来也巧，这位乾隆皇帝曾制过一部《国朝传宝记》，里面就对这枚玉玺的仿制品做过定论：“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君人者在德不在宝。”
整整两千年，“天命权力证书”终于迎来了拒绝承兑它的皇帝。
不过，其时距玉玺真品灭失已经过去千年，玉玺的法定效力还需要皇帝撰文明确，其影响之大，也无须多言了……
无论是玉玺还是节，都是刘邦入咸阳时从秦子婴手中继承的前朝旧物。那这位汉代的开国皇帝有没有过原创的法律器物呢？当然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丹书铁券——这玩意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头：免死金牌。
读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家里就有一副丹书铁券。《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描写柴进的《西江月》，上阕就是这么写的：“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
”关于这里的丹书铁券，书中也借柴进本人之口做了解释：“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
“陈桥让位”指的自然是“陈桥兵变”，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周宋平稳易代——民间传说中，柴氏一族因有让位之“功”，因此得到了赵匡胤钦赐的丹书铁券。
其实无论是两部《五代史》还是《宋史》，都没有柴氏受赐丹书铁券的记载，不过如果柴进确为“先朝凤子龙孙”，倒的确能享受一些特权。
宋律中规定了“八议”制度，其中有一个“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违律论罪时享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水浒传》中柴进借丹书铁券得以与当朝权臣争锋，夹杂了后世民间的想象。不过，这种想象也不是无源之水：丹书铁券究竟是何方神器，居然能让百姓相信，有了它就能免罪甚至免死呢？
如果说玉玺的法律效力还建立在后继者认可的基础之上，那丹书铁券可是自其制定之日起就生效了，而且有着明确的权利条款。
据《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建国后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券上刻下了“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十七个字。
得到铁券的功臣，由此可以享受“生则宠以殊礼，死则畴其爵邑”殊荣。不过，此时的丹书铁券既不能免罪更不能免死，“汉初三杰”中的萧何虽有铁券，同样因为“强贱买民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险遭不测。
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事态却有了变化。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共存的时期，也是汉胡文化深入交融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汉化最为成功的北魏吸收了中原王朝的丹书铁券制度，并加以“发扬”。
到了西魏时期，大将李穆冒死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余“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丹书铁券终于演变成了法律认可的官方免死金牌。
南北朝统一后，中原由隋至唐，丹书铁券制度继续发扬光大。
唐高祖李渊立国之初就下了一道《褒勋臣诏》，其中约定“尚书令秦王世民、尚书右仆射裴寂等……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诏书中虽然未提及丹书铁券，但在《唐大诏令集》中，这一封诏书被归入“功臣·铁券”篇，可知这里的“听恕一死”延续了南北朝以铁券免死的传统。
以此为基础，唐朝的丹书铁券则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要求，其誓词基本包括以下内容：赐券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邑地受赐者的功勋业绩；册封内容与赋予特权；对受赐者的训诫，臣子须忠于朝廷以“长袭宠荣，克保富贵”“永将延祚子孙”；最后则是皇帝之誓，否则“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格式的固定意味着制度化的开始，也意味着丹书铁券正式成为朝廷认可的法律文书。
现存最古老的一枚丹书铁券实物，正诞生于唐末。895年董昌称帝，其部将钱镠不肯相附，奉命平叛得胜。董昌平定后，唐昭宗李晔赐丹书铁券，这就是着名的“钱氏铁券”。唐代灭亡后，丹书铁券制度于宋代式微并最终于元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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