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一月底，第一批伤残军人到了。
二十个人，从东北野战军各部队抽调，都是因战致残、无法继续服役但又不愿回老家的老兵。年纪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十九岁。缺胳膊的、少腿的、瞎眼的、聋耳的，但每个人的背都挺得笔直，眼神里还有战场上带下来的锐气。
魏莱亲自在镇口迎接。
带队的是个独腿的老兵，姓雷，三十八岁，淮海战役时被炮弹炸飞了左小腿，拄着拐棍，走路一瘸一拐，但军装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
“报告魏镇长！”雷班长（他坚持要人叫他班长）敬礼，“东北野战军退役伤残军人安置队，应到二十人，实到二十人！请指示！”
魏莱回礼，目光扫过这二十张饱经风霜的脸。他们中有些人眼神里还带着迷茫和不安——仗打完了，身体残了，未来在哪里？
“同志们，”魏莱开口，“欢迎来到四水镇。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他带他们去看了新建的“荣军院”——一栋由旧炮楼扩建的两层砖房，有二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床，窗户宽敞，火炕烧得暖烘烘的。旁边是食堂、活动室，还有个小院子。
“这是你们的宿舍。”魏莱说，“吃饭在食堂，衣服被褥镇里统一配发。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老兵们看着干净整齐的房间，有些局促。他们习惯了风餐露宿，习惯了受伤后躺在野战医院的草铺上，没想过还有专门给他们盖的房子。
“魏镇长，”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小声问，“我们…住这儿，干啥活？”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伤残军人，能干活的有限，但又不能白养着——他们自己也不愿意。
魏莱早就想好了。
他把二十个人分成四组：
第一组，肢体残疾但行动尚可的（如雷班长），去生产队，负责技术指导和管理。雷班长当过工兵，懂点测量和施工，正好帮马三炮管水利工程。
第二组，视力或听力受损但手脚健全的，去张铁匠的高炉车间，做不需要精细视力的工作，比如拉风箱、搬原料。
第三组，重伤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去周明远的档案室，帮忙整理资料、抄写文件——有几个老兵识字，还上过扫盲班。
第四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去陈伊伊留下的医疗点（现在由刘秀英负责），做康复训练，同时兼任“安全监督员”——他们虽然动不了，但耳朵灵，眼睛毒，可以留意医疗点周围的异常。
“每个人都有事做。”魏莱说，“干多干少，量力而行。工分按劳分配，但基本生活保障，镇里负责到底。”
这个安排，既给了他们尊严，也给了他们价值。
老兵们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雷班长第一个举手：“报告！我能干更多！让我去开荒！”
“我也是！”
“我能看仓库！”
魏莱看着这些争先恐后要干活的老兵，心里发酸。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即使残了废了，想的还是“我能做什么”。
“别急。”他说，“先安顿下来，熟悉环境。活有的是，慢慢来。”
安置好老兵，魏莱又面临一个新问题：粮食。
秋收的百万斤粮食，看似很多，但四水镇现在人口增加了（加上老兵和陆续来投亲靠友的，快两千五百人了），还要交公粮（按政策，每亩地交三十斤），留种子（明年要种更多的地），储备防灾…
算下来，人均实际可支配的粮食，不到三百斤。够吃，但不宽裕。
而更大的消耗，即将到来。
十二月初，县里来了紧急通知：为支援即将南下渡江的部队，各县要筹措军粮、军鞋、担架等物资。四水镇的任务是：五万斤粮食，五百双军鞋，五十副担架。
“五万斤…”周明远看着通知，眉头紧锁，“镇长，咱们的储备粮，总共也就剩二十万斤了。一下拿走四分之一，明年春天万一有灾…”
“给。”魏莱只说了一个字，“前线更需要。”
他召开了全镇动员会。出乎意料，没有人反对。
李铁柱第一个表态：“没有解放军，咱们的地早被地主收走了！捐！我太平村捐一万斤！”
马三炮：“红旗屯捐八千斤！”
王老根：“靠山屯…捐三千斤！”
赵满仓：“芦苇荡村捐两千斤…”
各村争相认捐，很快凑够了五万斤。妇女们连夜赶制军鞋，张铁匠带着老兵们打担架。
十天后，满载粮食和物资的车队从四水镇出发，驶向前线。
送走车队那天，下起了小雪。魏莱站在镇口，看着车队消失在雪幕中，心里默默祈祷：快点打胜仗吧。打完仗，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十二月中旬，防化部队终于来了。
一个排的兵力，三十多人，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真正的防毒面具，开着两辆苏式卡车。带队的是个少校，姓孙，四十多岁，参加过抗日战争，对化学武器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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