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办公室设在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实验楼三层，不大，两间屋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会议室。赵研究员帮林半夏申请了免租金，说这是研究院对公益事业的支持。林半夏买了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一台打印机，一个资料柜，又从家里搬来一盆绿萝，放在窗台上。办公室里很简陋，但林半夏坐在里面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启动桃花峪肝病患者救助项目。林半夏联系了陈老太太，让她帮忙统计村里还没有治愈或者经济困难的肝病患者，基金会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药品和定期复查。陈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林医生，你是我们的恩人。林半夏说陈奶奶你别哭，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人一起做的。陈老太太说不管是谁的功劳，我们记你的情。
救助项目需要钱，药品、检查、交通、人工，每一项都要支出。陈玉楼留下的那笔钱虽然不少，但要长期维持一个基金会的运转，远远不够。林半夏开始想办法筹款。她写了一篇关于青囊方和桃花峪疫情的纪实文章，配上陈老太太和李大爷的病例照片，发表在省卫生报上。文章发表后，陆续有人捐款，有个人账户转了五百，有企业捐了两万，还有一位退休的老中医寄来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附言写着“为林正之先生的后人点赞”。林半夏把每一笔捐款都记录在案，在基金会的网站上公示。
沈放帮基金会联系了几家药企，希望它们在替代药材的研发上提供支持。有的企业很热情，说愿意合作，愿意出钱出人，但林半夏看了他们的合作方案，发现条件太苛刻——他们要独家授权青囊方的使用权。林半夏拒绝了，青囊方是曾祖父留给世人的，不能成为某一家企业的私有财产。
沈放说你这样会得罪人。林半夏说得罪人，也不能让方子被垄断。沈放看着她，笑了，说你这脾气，跟你曾祖父一样。
赵研究员的替代药材研究有了初步进展。她用三白草根替代鬼臼，金果榄替代山豆根，做了急性毒性和药效学实验，数据显示替代后的方子与原方在抗炎、保肝方面的效果没有显着差异，毒性反而降低了。林半夏看了实验报告，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她知道，这只是实验室的数据，真正要应用到临床，还需要人体试验，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林半夏接到一个电话，是陆沉舟打来的。“半夏，方明远的案子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钱海洋十五年，陈伯年十二年，孙德茂十年。陈玉楼因自首并提供了关键证据，判了七年。”
林半夏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银杏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像铺了一层金。七年，等陈玉楼出来，已经七十多岁了。她不知道他出狱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宅的桂花树还在，但那些被他偷走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挂了电话，她给林远峰发了一条消息：“案子判了，七年。”林远峰回了一个字：“嗯。”
那天晚上，林半夏一个人去了老宅。院门没锁，她推门进去，院子里很静，桂花树还在，树下没有落叶，显然是有人打扫过。她不知道打扫的人是林远峰还是陈玉楼自首前做的，但无论谁，这座老宅还在，青囊门的根还在。她站在树下，闭着眼，闻着桂花的香味，仿佛听到曾祖父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半夏，你记住，青囊门的药方不只是药方，是人心。”
她睁开眼，天色已经暗了。路灯从巷口照过来，在地上投下一小片光。她转身走出老宅，锁好门，沿着巷子往大路上走。走到巷口的时候，她看到一个人站在路灯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背着登山包，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是林远峰。
“你怎么来了？”林半夏问。
林远峰说我在山上看到你的消息，就下来了。七年，不长，但也不短。
林半夏说你想去看他？
林远峰没回答，转身往大路走去。林半夏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街道，穿过天桥，穿过灯火，走到了看守所门口。大门紧闭，灯光昏暗。林远峰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回走。
林半夏追上他。你不进去见他？
林远峰说见了说什么？问他为什么偷方子？问他为什么害人？问他还记不记得曾祖父的样子？他都知道，我也知道。不用问，也不用答。
林半夏没再追问。她看着林远峰的背影，那个高高瘦瘦的、沉默寡言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亲人，除了她。她快步走上前，和他并肩走在一起。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像两棵挨在一起的树。
第二天，林半夏在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赵研究员、沈放、恩恩都来了。林远峰没来，他在山上采药，说抽不开身。林半夏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拿出一张纸，上面画了一张图——一个同心圆，最中心是《青囊遗录》的方子和理论，外圈是替代药材的研究，再外圈是贫困患者的救助，最外圈是公众科普和政策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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