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张经理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为难：“林工，董事会那边，尤其是管营销和财务的几位股东，认为我们的‘济世扶正颗粒’效果这么突出，又是独家品种，应该走高端路线，定价向进口的辅助用药看齐，甚至更高。他们的理由是，高定价才能快速回收研发成本，支撑后续市场推广，也能体现产品的价值。”
林舟的心微微一沉，他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资本逐利是天性，指望企业主动放弃高额利润追求普惠，无异于痴人说梦。
“张经理，我记得我们在谈判时明确过，这项技术的初衷是普惠，是让更多患者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林舟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高定价或许短期利益可观，但会极大限制药品的可及性，也与国家鼓励药品降价、减轻民生负担的政策导向相悖。从长远看，薄利多销，迅速占领市场，形成品牌和口碑，或许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林工，你的道理我懂，我也在会上据理力争了。”张经理叹了口气，“但他们算过账，说如果按我们之前设想的‘普惠’定价，可能需要五到八年才能收回成本，股东们等不了那么久。而且，他们担心定价太低，反而会让医生和患者怀疑药品的疗效……”
“怀疑疗效？”林舟几乎要气笑了，“我们的细胞、动物实验数据是铁证，将来上市后的临床数据更是最好的证明。药品的价值应该由疗效和安全性决定，而不是价格标签！张经理，我们必须坚持底线。如果济世药业一意孤行要走高端路线，那我会重新考虑这项合作的必要性，甚至不排除依据合同条款，寻求其他更志同道合的合作方。”
林舟的话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回旋余地。他深知，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退缩，否则之前所有的努力和理想都将付诸东流。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显然张经理也没想到林舟的态度如此强硬。他连忙打圆场：“林工别激动，事情还没定论。我会把你的意见再次郑重地向董事会传达。毕竟，技术是你们的，你们的意见至关重要。我相信，总能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结束通话，林舟的心情有些沉重。他走到窗边，看着夜色中的城市。科技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成果真正惠及于民，还需要与根深蒂固的商业逻辑和利益格局进行艰难的斗争。
他必须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而话语权，来自于不可替代的技术实力和……应对危机的关键能力。
他重新坐回电脑前，更加专注地分析着“清肺排毒优化方”的虚拟实验数据，并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详细的、关于“应对潜在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中医药策略研究”的项目建议书。他要把这个“备选方案”包装成一个有前瞻性的、符合当前科研热点的正规研究课题，争取学校的立项支持，为将来可能的“亮剑”做好铺垫。
几天后，张经理再次打来电话，语气轻松了不少：“林工，好消息！董事会经过激烈讨论，最终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定价策略：初始定价会略高于我们最初的设想，但远低于进口药，同时承诺在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将价格降至真正的‘普惠’水平。并且，我们会设立一个患者援助基金，确保经济困难的患者能用上药。”
这算是一个各方妥协后的结果，虽不完美，但至少保住了“进入医保后大幅降价”的承诺和援助渠道，没有完全背离初衷。林舟知道，这已经是目前情况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谢谢张经理的努力。我们希望济世药业能信守承诺。”林舟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吃，先让产品成功上市，证明其巨大价值，将来才有更大的筹码推动价格下降。
就在“济世扶正颗粒”的定价风波暂告一段落时，那条关于东南亚不明原因呼吸道疾病的“暗线”，开始泛起更明显的涟漪。
先是林舟一直关注的那个国际疫情监测网站，将该事件的关注等级从“低”提升至“中”。接着，国内权威的疾控中心每周疫情通报中，在“国际疫情”板块，用一行小字提及“需关注东南亚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报告”。
这些变化在普通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但在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的专业人士看来，却是清晰的预警信号。
这天晚上，林舟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来电显示是“陈博士”——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位研究员，是林舟之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彼此欣赏，交换了联系方式。
“林舟，没打扰你吧？”陈博士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和严肃。
“陈博士您好，没关系，您请讲。”
“你最近……有没有关注东南亚那边的呼吸道病例消息？”陈博士开门见山。
林舟心中一动，谨慎地回答：“看到了一些零星的报道，但信息不多。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措辞：“情况可能比公开报道的要复杂一些。我们收到一些非官方的信息和样本，初步分析显示，病原体不是已知的流感病毒，也不是SARS或MERS，但其传播力和致病性需要高度警惕。最关键的是……部分病例对现有的抗病毒药物，似乎不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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