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是第一次出远门,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
收割后显得格外苍茫的原野,我们都像两只兴奋的麻雀,把整张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陌生世界。
事宴安排在了城中最为热闹繁华之处——一家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昭君”饭店内举行。
这场宴会规模并不大,但邀请的宾客皆是与我们家关系匪浅之人:家中至亲以及二叔和二婶在城市里结识的同窗好友及工作伙伴们。
想当年,二叔可是家出类拔萃的存在啊!
他自幼聪慧好学,尤其是那手如行云流水般飘逸灵动的毛笔字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不仅如此呢,听说二叔还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可以即兴赋诗答对哦!
正因如此优秀出众,二叔一直都是老师们心目中难以忘怀的“天之骄子”、未来可期的“栋梁之才”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推行导致高考被迫中断。
面对这一变故,二叔毅然投入到支援国家农业生产建设中。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他却未能知晓,因而错失良机。
次年,他仓促准备,却仍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年,题目难度骤增,差距更是拉大。
爷爷每每提及此事,总要就着旱烟长叹一声:“命运无常啊!”
二叔最终在不甘中回到城,捧起了“铁饭碗!”
因此,今天到场的同学很多,大厅里熙熙攘攘。
灯火通明,映照着铺了雪白桌布的圆桌和上面锃亮的餐具,穿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员端着盘子灵巧地穿梭。
这一切,对看惯了村里粗瓷海碗、四方木桌的我和弟弟来说,都新奇得让人手足无措。
按照老家的习俗,我要给新娘子端洗脸水。
在小姑的帮助下,我颤颤巍巍地端着一个印着鲜红“囍”字的搪瓷脸盆,里面晃荡着半盆温热水,一步步挪到那位穿着大红西装套裙、烫着时髦卷发的二婶面前。
我努力回忆着母亲的叮嘱,细声细气地说:“二婶,请洗手。”
二婶真好看,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嘴唇涂得红艳艳的。
她笑着,用那双一看就没干过粗活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接过毛巾象征性地擦了擦手,然后塞给我一个红包。
我紧紧捏着那个红包,心里乐开了花——后来偷偷打开,里面居然是两张崭新的五十元纸币!
这对我而言,已是想象不到的巨款。
婚礼场面甚是宏大,接新娘所用的竟是单位的小汽车,此等风光,于村中而言,实乃难以想象。
然父亲依旧缺席,发来电报言又出长途车矣,领导有命,岂敢延误。
母亲孤身应对此全然陌生之场面,其脸上笑容仿若久戴之面具,总显几分僵硬与勉强。
夜晚归家的火车上,车厢随着铁轨规律地摇晃,弟弟靠在我身上早已睡得香甜。
母亲一直偏头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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