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专辑其他歌的进展，给了些建议——关于《青花瓷》的转音处理，关于《江南》的呼吸节奏。然后起身离开，布鞋踩在院子青砖上，几乎没有声音。
走之前，他说：“六月初，学院有个内部交流会，来的都是声乐界的老先生——有的九十多了，耳朵都不太灵了，但心还亮着。我想放《俑》给他们听，行吗？”
“行。”我说。
“可能会有人骂你离经叛道。”他提醒，但眼神里没有担忧。
“那就骂吧。”我笑笑，“能被骂，说明被听见了。最怕的是无声无息，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个响都没有。”
金院长走了。院子里又只剩下我和林浩。
阳光越来越烈，初夏的北京开始显露它的热度，槐花的甜香在空气中浮动。
“继续？”林浩问，眼睛里有血丝，但精神亢奋。
“继续。”我说。
我们回到控制室，开始处理《以父之名》的编曲。
这首歌的改编灵感来自我对父亲的复杂情感——那个沉默的、严厉的、用自己方式爱着孩子的中国式父亲。
编曲上用了大量的低音和宗教感的和声，营造出一种审判与救赎交织的氛围，像教堂与法庭的混合体。
工作到中午，高军打来电话。
“小田总，回北京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他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很多，背景里有孩子的笑声和女人的说话声，“刘静和小凯在我办公室，中午一起吃饭？刘静做了便当，说感谢你上次那番话。”
“我在录音棚，走不开。”我说，“你们吃吧。对了，高哥，听起来心情不错？”
“嗯。”他压低声音，但掩不住笑意，“刘静决定在学校和公司中间租个房子。她说看我这么拼，想离我近点，也能照顾我。小凯也转学到海淀的实验小学了，虽然贵点，但值得。”
“好事。”我说，“家稳了，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是你那番话起了作用。”高军顿了顿，“谢谢你，浩彣。不只是为公事，是为……为让我重新看见什么最重要。”
“该谢的是你自己。”我说，“是你让她看到了你在做值得的事。人愿意付出，是因为相信值得。”
“对了，高哥，我建议不用在学校和公司中间租房了，直接在学校附近买房吧。”
“啊！为什么？”高军问。
“现在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你抽空去看看中关村附近有什么新的写字楼，我们干脆整体搬过去。”
“太好了，高军掩不住兴奋，那东四这边的房子怎么处理？”
“房子留着吧，我说，你问问陈叔，他们红星愿不愿意租下来，租金好说……”
“哈哈哈，好好好……”
挂了电话，我继续工作。
但心里是暖的——高军的家庭在修复，父亲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团队在成长，专辑在成形。
虽然累，虽然难，但一切都在向前。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下午三点，我们完成了《以父之名》的编曲定稿。
林浩靠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这张专辑做完，我可能需要休个长假。不是一两天，是一个月。去云南，找个古镇，每天晒太阳，喝茶，什么也不听。”
“应该的。”我说，“到时候给你包个大红包，机票酒店我报销。”
“红包不重要。”他闭着眼睛，声音疲惫但满足，“重要的是，我参与了一张会留在历史里的专辑。这比多少钱都值。十年后，二十年后，当人们说起2000年的华语音乐，会提到这张《华夏》。而我可以说，我在那里，我参与了。这就够了。”
我看着他疲惫但满足的脸，想起这几个月来所有人的付出——林浩熬了无数个通宵研究编曲，金院长一次次指导我的发声，王老在西安小院里毫无保留地教我秦腔，父亲忍着腰痛还在画“星火生活馆”的设计图，高军在北京和武汉之间奔波，赵振在法务条文里字斟句酌，王工在代码中寻找美……
没有他们，就没有《华夏》。
没有他们，我就算有前世的记忆，也只是一个孤独的搬运工，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创作不是个人的事，是集体的事。
是无数人的智慧、汗水、情感汇聚成一条河，而我只是站在河口，把河引向大海的那个人。
傍晚六点，我离开录音棚，回到中戏招待所。
推开门，房间里堆着从洛杉矶带回来的行李，还没来得及整理。
桌上放着母亲寄来的包裹——这次不是鸡汤，是一包晒干的百合和一小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浩彣，听你爸说你最近嗓子用得多，别太累，注意身体。百合润肺，蜂蜜养喉，是你姐专门去买的。回家妈给你炖排骨。
母字”
我把百合泡在水里，看着干枯的花瓣慢慢舒展，恢复柔软，像重新活过来。
蜂蜜罐在台灯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我打开，舀了一勺冲水，甜味从舌尖蔓延到喉咙，缓解了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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