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盘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改。”
就这么简单两个字，但我能听出里面的分量——那是一个男人与时间和解的决定，是一个父亲重新找到位置的宣言。
“好。”我说，“那咱们就改。”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三个人泡在网吧里，调位置、量尺寸、画草图、做预算。
空气中弥漫着卷尺拉伸的咔哒声、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还有三个男人时而激烈时而沉思的讨论声。
父亲拿出他开车多年养成的细致劲，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他趴在旧课桌上，用我中学时用的三角板在图纸上比划：
“网吧区没有大的改动，楼梯就建在这里；一楼书吧区和简餐吧分开，用玻璃隔断——要那种磨砂玻璃，下半截不透明，上半截透明。既通透又隔音，还能保护隐私。”
“书吧的书架不能太高，最多一米八，不然孩子们拿书不方便。灯光要用暖白光，不能太刺眼，也不能太暗，伤眼睛。”
“简餐吧的厨房要离厕所远，至少隔两堵墙。排烟管道要从后面走，不能影响前面。油烟机要买最好的，咱们县城的消防查得严。”
“交流区要放那种可以拼在一起的桌子，平时是散的，办活动时能拼成大桌。椅子要带靠背，软垫，让人坐得舒服，但又不能太舒服——不然都睡着了。”
张小军这个曾经的电器维修学徒，现在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负责人了。他蹲在机房地上，手里拿着测线仪：
“网络不需要重新布线，就一楼需要增加灯光和插口。”
“以后进网吧就两个入口，监控摄像头要装六个，门口两个，上下收银台各一个，每个区域至少两个……”
我负责整体设计和资源对接。
白天在网吧里讨论，晚上处理公司事情，打电话、发传真、写邮件；
联系装修公司出效果图，要求“现代但不冰冷，温暖但不俗气”；
联系图书批发商采购书单，除了教辅和小说，还要有计算机入门、职业规划、心理成长类的书；
联系家具厂定制桌椅，要把设计图传真过去，反复修改细节；
规划未来的活动内容——可以请县一中的老师来讲课，可以请从县城考出去的大学生回来分享经验，甚至可以办小型的电影放映会、音乐分享会。
第三天下午，我们趴在网吧收银台上，看着摊开的设计草图。纸上画得密密麻麻，各种标注，各种箭头，像一张作战地图。
父亲拿着计算器，眉头紧锁：“这么一收一改，我粗算了一下……加上两间门面的退租补偿，一年的租金损失，少说得二十万。”
“三十万以内都能接受。”我说，“关键是做成之后，它不再是单纯的网吧，而是县城的一个文化地标。让年轻人有地方去，有书看，有人交流，有梦可以做。值。”
“文化地标……”父亲念叨着这个词，眼神有些恍惚，“我一个开车的老粗，也能搞文化？”
“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我说，“文化就是生活。您看那些孩子，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上网打游戏，还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怎么走。您做的就是这个——给他们开一扇窗。”
父亲沉默了。他拿起草图，看了很久，手指在“星火生活馆”那几个字上摩挲。
然后他抬起头，眼神很认真，认真得让我心里一动：
“浩彣，你实话告诉我，你做这些事——音乐，网络，芯片，还有现在这个——到底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突然，但我知道，他憋了很久。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用他的方式关心着儿子，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想了想，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到窗边，指着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但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青春才有的光——对未来的茫然，也对着未来的期待。
“为了他们。”我说，“也为了当年的您，当年的我，当年所有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认命的人。”
我转过身，看着父亲：“您当年想开车，是因为喜欢，也是因为那是您能抓住的最好的机会。现在的孩子有更多可能，但他们需要有人指路，需要有个地方让他们看见那些可能。我想做的，就是那个指路的人，那个开窗的人。”
父亲看着我，眼神很深，深得像井。然后他点点头，没再问。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下午四点，第一批放学的中学生开始涌入网吧。
张小军去招呼，父亲坐在收银台后面——我给他搬了把带靠背的椅子。
他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看着他们熟练地开机、登录、打开游戏或聊天室，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走到他身边：“爸，您看那个穿蓝色衣服的男孩。”
那是个瘦高的男生，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打游戏，而是打开了一个叫“Visual Basic”的编程软件，正在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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