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石的代表皱了皱眉。
“好听音乐网从成立第一天起，就致力于这个平衡。”我提高了一点音量，“我们从未回避版权问题。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与各大唱片公司洽谈授权合作。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与十二家中小型唱片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数字版权协议，覆盖歌曲超过两万首。我们为这些授权支付了合理的费用。”
我在发言台上按下遥控器。背后的幻灯片屏幕亮起，显示出一份份合同封面、签约照片、付款凭证。
记者们开始拍照。快门声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对于IFPI指出的那三百多首歌曲，”我话锋一转，“我们承认，在授权方面确实存在瑕疵。这些歌曲是我们早期为了丰富曲库而上架的，当时国内数字音乐版权规则尚不明确，我们采取了‘先上线、后补授权’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不够严谨，我们对此表示歉意。”
台下响起一阵低声议论。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但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声音压过议论声，“我们从未试图故意侵权或逃避责任。从今年一月起，我们就开始了系统性的版权清理工作。我们已经主动下架了五百多首授权不明确的歌曲，并对剩余歌曲进行逐一核查。”
屏幕上切换到后台管理系统截图，显示着下架记录、核查进度。
“对于IFPI提出的赔偿要求，”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认为，在推动整个行业向正版化转型的过程中，单纯的惩罚性赔偿不是最佳路径。我们更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
滚石的代表举手了。工作人员递过话筒。
“田先生，我是滚石唱片的李明。”他的声音很硬，“你说你们在推动正版化，但据我所知，你们平台上现在还有大量我们公司的歌曲未经授权。你所谓的‘积极洽谈’，为什么我们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合作邀约？”
问题很尖锐。全场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我保持着平静：“李总，我们确实在两周前向贵公司发送了合作方案。可能是邮件系统问题，或者是贵公司相关部门还没有转达。会后我可以请高军先生，亲自将方案送到贵公司。”
李明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旁边的助理赶紧低头翻看文件。
华纳的代表举手了。
“田先生，我是华纳音乐的孙悦。”女人声音很冷，“即使你们现在开始补授权，但过去一年的侵权行为已经发生。这期间的流量、广告收入，都是建立在侵权内容上的。这部分收益，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又一个棘手问题。
我思考了三秒，然后回答：“孙总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初步方案是：第一，对于已经产生的广告收入，我们可以按比例返还给版权方；第二，我们可以开放后台数据，让版权方看到他们的歌曲在我们平台上的真实播放量，作为未来合作分成的依据；第三，我们愿意设立一个‘历史版权清算基金’，专门用于处理这类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回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连IFPI的律师都摘下了墨镜，露出惊讶的表情。
开放后台数据？这等于把平台的底牌亮给版权方看。返还广告收入？这可能会让平台陷入财务危机。
但我必须这么做。要赢得信任，就要付出代价。
“当然，”我补充道，“这些方案需要具体协商。我们欢迎所有版权方与我们坐下来谈，共同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台下开始有掌声。先是零星的，然后越来越多。
不是欢呼，不是喝彩，而是一种沉默的掌声——带着思考，带着审视，但也带着某种程度的认可。
接下来是记者提问环节。
央视的记者问：“田先生，您刚才提到数字音乐时代的版权解决方案。能具体谈谈您的设想吗？”
“我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系统。”我回答，“平台方提供技术和流量，版权方提供内容，用户享受服务并支付合理费用。费用可以很灵活——包月、单曲下载、广告抵扣等等。关键是要让用户觉得值，让版权方觉得公平，让平台能够持续运营。”
新浪网的记者问：“如果最终与IFPI无法达成和解，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会尊重法律程序。”我说，“但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进自己的正版化进程。无论诉讼结果如何，数字音乐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希望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搜狐网的记者问：“好听音乐网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按下遥控器，屏幕切换到新的页面。
“今天，我们正式宣布三个计划。”我提高音量，“第一，‘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我们将设立五百万人民币的基金，专门扶持独立音乐人、校园乐队、地下创作者。我们会提供录音、制作、宣传、发行的全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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