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的汽笛声撕破了武汉冬日的黄昏。李舟提着皮箱走下月台，深色呢子大衣的领子竖着，挡住了小半张脸。目光划过人群——穿黄军装的日本宪兵站在高处，手按在枪套上；伪警察的黑色制服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还有那些靠在柱子边看似闲聊、眼睛却四处打量的便衣。
“先生，要黄包车吗？”一个车夫挤过来，帽子压得很低。
李舟看了他一眼：“去江汉路，多少钱？”
“两块大洋，走小路，清净。”
暗号对上了。李舟点点头，跟着车夫钻进了一条小巷。七拐八拐二十分钟后，停在一栋旧公寓楼前。车夫指了指三楼西侧亮灯的窗户，拉起车快步离开了。
楼道里弥漫着煤烟和炖菜的味道。李舟敲响那扇门，三长两短。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浮肿的脸。五十上下，穿着绸缎睡衣，手里还端着茶杯。
“李副处长？”声音沙哑。
“王站长。”李舟微微点头。
王天木把门拉开些，上下打量他：“进来吧。路上辛苦了。”
房间比外面看起来大，但堆满了东西——文件柜、收音机、半箱罐头，沙发上还扔着条脏毯子。王天木踢开脚边的报纸，示意李舟坐。
“喝什么？茶还是白水？”
“白水就行。”
王天木倒了杯水，在他对面坐下，翘起二郎腿：“戴老板电报里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上海滩少了你是大损失。怎么，那边待不下去了？”
这话带刺。李舟接过水杯，面色平静：“服从调遣而已。武汉是华中要地，戴老板重视，所以派我来。”
“重视？”王天木笑了，脸上的肉堆起来，“他是嫌我们这里不够热闹。也罢，既然来了，就先熟悉情况。小孙！”
里屋出来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笔记本。
“给李副处长说说咱们的家底。”
小孙扶了扶眼镜，开始念：“武汉站现有在册人员四十七人，其中行动队十二人，情报组九人，电讯六人，后勤及联络二十人。安全屋七处，其中三处近期暴露风险较高。固定情报来源十四个，可靠评级……”
李舟听着，眉头渐渐皱起。数字听起来不少，但分布杂乱，分工模糊。
“行动队最近一次任务是什么时候？”他打断道。
小孙看向王天木。王天木咳嗽一声：“上个月配合重庆来的特派员，处理了一个叛徒。”
“再往前呢？”
“再往前……”王天木端起茶杯，“李老弟，武汉不比上海。这里日本人的眼睛太多，一动不如一静。咱们的任务是潜伏，是收集情报，不是逞英雄。”
“但戴老板的指示……”
“戴老板在重庆。”王天木放下茶杯，声音沉了些，“我们在武汉。这里每天有多少双眼睛盯着？76号、特高课、梅机关……就上个月，武昌组三个同志被抓，现在还没放出来。为什么？就因为一次不必要的接头。”
房间里安静下来。远处传来电车的铃声，叮叮当当，像这个城市的脉搏。
李舟沉默片刻，换了个话题：“站里经费怎么样？”
“紧。”王天木很干脆，“重庆那边拨的款，层层克扣，到手不到六成。四十七张嘴要吃饭，七处安全屋要租金，线人要打点——哪样不要钱？所以我们也做点小生意，药材、棉纱，补贴开支。”
“这不合规矩。”
“规矩？”王天木笑了，“李老弟，活下来才是最大的规矩。你要是不喜欢，可以打报告回重庆。我这里庙小，容不下真佛。”
话说到这份上，李舟知道不能再硬顶。他站起身：“我先安顿下来。工作的事，慢慢熟悉。”
王天木也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这就对了。明天让小孙带你转转，认识认识人。武汉这地方，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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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李舟被带到汉口旧租界的一处茶楼。二楼包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烟雾缭绕。
“这位是行动队赵队长。”小孙介绍一个精瘦的中年人。
赵队长站起身和李舟握手，手劲很大：“李副处长，久仰。上海‘邮差案’是您的手笔吧？干净利落。”
“运气好。”李舟淡淡回应。
“这位是情报组刘组长。”
刘组长是个戴金丝眼镜的斯文人，握手的力道很轻：“李副处长初来武汉，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不过最近市面上风声紧，日本人好像嗅到什么味道了。”
一圈介绍下来，李舟心里大致有了谱——行动队的人还保留着几分锐气，但被王天木压着；情报组的人更谨慎，甚至有些畏缩；还有几个搞后勤的，一看就是老油条。
茶过三巡，话题转到最近的市井传闻。
“听说码头那边出了桩怪事。”刘组长推了推眼镜，“日本人一批要紧的‘洋灰’，说没就没了。宪兵队查了三天，抓了几个苦力，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赵队长哼了一声：“小鬼子也有吃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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