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带着更明确的任务和徐光启“多积实绩，以利为引”的方略，再次南下，与已在江南扎下根来的宋应星会合。这一次，他们的足迹不再局限于苏州城郊的工坊，而是沿着运河与驿道，深入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织造重镇。
手持内阁与工部含糊其辞却颇有分量的勘合文书，又有王化贞的地方官身份协调，加上孙传庭麾下兵丁在不远处若有若无的“巡防”所带来的微妙威慑，李之藻与宋应星的调研工作，虽仍不免遭遇地方官吏的怠慢与士绅大户隐晦的抵触，却总算能够艰难地展开。
他们拜访了官营织造局的管事、账房，也设法接触了一些世代以此为业的民间大机户。看过了形制各异、效率参差的提花机、腰机、罗机；记录了从缫丝、络丝、牵经到织造、染整的繁复工序；聆听了老匠人口中那些关乎水温、力道、时令的微妙诀窍。宋应星的笔记越来越厚，除了他自己绘制的改进草图，也多了许多向匠人请教后摹画的传统机具图谱，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尺寸、用料和操作要领。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止一次听到匠人和机户们提到一个词——“洋货”。起初，李之藻以为指的是来自广东的某些稀罕纱线或染料。但听得多了，尤其是在松江、杭州这些与海外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他才逐渐明白，匠人们口中的“洋货”，往往特指一些来自“泰西”或“南洋”的奇特物件和理念。
一位曾为海商修补过“自鸣钟”的老铜匠，向他们比划着那钟表内部精密的齿轮和发条，感慨道：“那机括之巧，非我辈所能及。听说泰西人造船，也用铁骨，不用榫卯，快得很。”一位专织“番锦”（仿制海外纹样的锦缎）的机户，则拿出几块颜色鲜艳得出奇、据说使用了“泰西秘法”染制的样本，叹道：“此等色泽，非本土蓝靛、红花所能出，若得其法，我苏杭绸缎必能更胜一筹。”
更令李之藻心惊的是，在杭州城郊一处看似普通的货栈，他们通过王化贞的特殊渠道，见到了一批刚刚卸船、等待转运的“南洋货”。其中有坚硬致密、号称“铁木”的稀有木材，有据说是“佛郎机”人使用的、能将粗糖提纯得雪白的奇特陶制滤器，甚至还有几本用硬壳装订、内页画满奇怪图形和符号的书籍，据说是关于“星象历算”和“人体骨骼”的。
负责看守货栈的，是一位面色黧黑、手指粗短、说话带着浓厚闽地口音的中年人，人称“陈三爷”。此人并非士绅，也非寻常商贾，言谈间却对海外风物、航道险阻如数家珍。他对李之藻这位“京里来的官爷”起初颇为戒备，但在王化贞的担保和李之藻对“水转连机”等改良器械表现出真诚兴趣后，话匣子才打开了些许。
“……大人，不瞒您说，外洋的好东西多着呢！”陈三爷压低声音，眼中闪着光，“且不说香料、宝石这些奢物，单是那耐火的‘火泥’（耐火砖）、能看百里的‘千里镜’、还有他们那不用风帆也能行的‘火轮船’图纸……若能弄来，于国于民，都是大利！只是……”他叹了口气，声音更低，“如今海禁森严，片板不许下海。咱们这些，都是托了‘贡舶’（朝贡贸易使团）或者……嘿嘿，一些特别的法子，才能弄进来些许，价高不说，风险也大。若是朝廷能……唉，说这些作甚。”
李之藻听得心潮起伏。他精于算学，自然明白陈三爷口中这些“好东西”背后可能代表的巨大价值和更深远的影响。这远不是几台改良纺机、每年增加几万两税银所能比拟的！
他将这些见闻与震撼，连同宋应星整理出的厚厚一叠关于江南织造各环节改良潜力与粗略效益预估，一同写成密报，火速送往北京。
文渊阁内，徐光启几乎是屏住呼吸读完了李之藻的密报。当看到关于“泰西秘法”、“铁木”、“火轮船图纸”乃至陈三爷那番隐晦的感叹时，他的手指微微颤抖起来。一股比当初看到“水转连机”成功时更为炽热、也更感迫切的情绪，攫住了他。
他之前将目光局限于“匠作改良”，局限于国内民生百业，虽已觉得前路广阔，如今方知自己仍是井底之蛙！海外竟有如此多的新知、新物、新法！而这些，或许才是真正能让大明脱胎换骨、开创“新乾坤”的关键钥匙！
然而，“海禁森严”四个字，如同冰冷的铁闸，横亘在眼前。大明自立国以来，海禁时松时紧，但“片板不许下海”始终是悬在贸易头上的利剑。要打开这扇门，比推广几台新式纺机，要困难千倍万倍！这不仅触动着沿海豪强、走私集团以及朝中与之利益勾连者的命脉，更触及了“祖宗法度”、“重农抑商”、“华夷之辨”等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
但徐光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连皇帝都无法忽视的、巨大的“利”！李之藻在密报末尾，尝试性地估算了一下：若能有限度地开放几处口岸，规范管理，仅丝绸、瓷器、茶叶几项大宗货物出海贸易，朝廷每年可征得的税银，可能远超如今“均田税”在江南一地的岁入！更遑论引入海外新作物、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农业增产、手工业革新等间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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