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闽西，还是湿冷得透骨。那冷气似乎能钻透棉衣，直往骨头缝里渗。天是铅灰的，一团团沉重凝滞的棉絮般的云低低压着，沉甸甸地似乎随时要坠下来。空气里混着泥土的腥气、腐烂稻草的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却又挥之不去的铁锈味——那是雨水浸润着生锈农具散发出的气息。
林桂生坐在武北四支队队部那张吱呀作响的条凳上，脚边的火塘里，几块湿柴艰难地冒着虚弱的青烟，微微的热气勉强烘暖膝盖周遭一小圈地方。他伸出冻得通红、指节发僵的手，凑近那点可怜的热源。手背上几道新鲜的划痕已经开始结痂，那是几天前在石城西边那座无名山坳，和国民党一个排的尖兵突然遭遇时留下的。那场遭遇战打得极其窝火，地形不利，仓促应战，牺牲了七名战士才勉强把敌人堵回去。此刻那些暗红色的伤痕在皮肤上微微凸起，随着他动作牵扯着筋肉，带来一阵迟钝的痛楚。
“桂生队长？”门口探进一个年轻的脑袋，是通讯员小罗，脸庞被冻得青白，呼出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股白雾，“摊上刚开，油条还没炸透，豆腐花温温的，要不要给您带一碗？”
林桂生摆了摆手，嗓子有些发干发紧：“不用，没胃口。”声音出口，带着点沙哑和疲惫。他把身子更蜷缩了一些，似乎想把自己整个缩进那若有若无的火气里去。队部这间土屋光线昏暗，湿润的土墙散发着陈年的阴冷气息。土墙上贴着几张颜色暗淡、边角卷起的标语，“坚决肃清.....“。墨写的字迹粗黑、僵硬，像一根根冰冷的铁钉，硬生生地楔进这潮湿阴冷的空气里。
门外石板路的尽头，是南阳镇唯一稍显开阔的所谓“闹市”——一条狭窄的、两边挤着低矮瓦屋和木棚的短街，逢三六九日赶集。此刻，赶早集的细碎人声已经隐隐约约地飘了进来。声音不大，嗡嗡嘤嘤的，却像无数细密的针尖，扎得人心烦意乱。
“听说了吗？”一个压得极低、却又带着某种按捺不住惊惶和兴奋的嗓音断断续续地飘进来，在寂静的队部里格外清晰，“……医院里那个……刘……刘克范和他堂客！”
“哪个刘委员？”另一个声音迟疑地问。
“还能是哪个？刘克范刘委员呀！就那个戴眼镜、留过东洋的！还有他婆娘，那个……那个丁老师！”先前的声音陡然拔高了一丝，旋即又猛地压低下去，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战栗，“……几天前……被……被带走的！昨儿天擦黑……在白沙圩……镇压了！”
“嘘——！”几声急促的、带着恐惧的嘘声响起。
“真的假的？他……他不是……区苏的领导？好象是留洋的？”
“嗨！就是这出身才要命！上头说了，他是那个……什么‘第三党’！潜伏下来的！早就该……”声音的主人似乎做了个砍杀的手势，但隔着墙，只能听到一阵衣袂摩擦的窸窣声。
“啧啧，留过洋，又在区苏，还跟地主来往很多……难怪哟……”
“听说带走的时候，他婆娘还死死抱着药罐子……唉，……”
“七天，现在审判倒是快……”一个苍老的声音叹息着，带着浓重的悲悯和一种更深沉、更粘稠的恐惧，“阎王爷收人还要看日子，……”
外面的声音渐渐低下去，脚步匆匆散开，似乎说话的人自己也惊惧于所说内容的骇人，急于逃离这谈论的现场。但那些字眼，像淬了冰的毒针，一根根钉进了土墙，也钉进了林桂生的耳朵里——“刘克范”、“夫妻”、“医院”、“带走”、“白沙圩”、“七天”……
林桂生只觉得那火塘里飘起的几缕青灰色的烟气，倏地钻进了他的肺腑，带着一股强烈的窒息感。他猛地吸了一口冷气，寒气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个胸腔都在闷痛。他用手背捂住嘴，指骨硌得生疼。刘克范？那个戴着玳瑁边眼镜，说话斯文条理，能讲一口流利日本话，甚至在众人围着地图争论得面红耳赤时，能冷静地指出地形图上细微偏差的人？那个总是用一种近乎羞赧的语调，向他讲解革命道理的引路人？
那个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常常能变戏法似的摸出几颗腌橄榄或一小包炒米，分给饿得眼睛发绿的战士们的……刘委员？
“不可能！”林桂生喉咙里终于挤出一点沙哑的声音，像是在反驳门外那些流言，又像是在抗拒自己脑子里骤然而生的念头。他猛地站起身，膝盖撞在条凳边缘，一阵钻心的疼。他踉跄一步扶住土墙，粗糙冰冷的土墙皮刮着手心。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刘克范，就在桃溪的区苏宿舍。刘克范倚在床头，脸色苍白，枯瘦的手指翻着一本纸张发黄的书页。他的妻子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低着头，用一把小刀细细地削着一小块黄澄澄的梨，削下来的果皮薄得像纸，长长地垂着。
“桂生来了？”刘克范抬起头，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温和，只是深陷在眼窝里，带着久病的倦意。“前线怎么样？战士们情绪还好吧？听说补给困难得很……”他絮絮地问着，声音微弱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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