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宣判后第三天。
持续二十三个月的“7·26”专案工作并未因一审宣判而结束。相反,指挥中心里的忙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系统复盘。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很明确:不仅要办成铁案,还要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国重案侦办模式。
杨洛站在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着刚刚汇总完成的《“7·26”特大跨国武装劫持杀人案全案时间轴与证据链图谱》。这张复杂的图谱横跨2016年7月至2018年11月,涉及四国、十几个执法部门、上百名侦查人员、上千份证据材料。
“同志们,今天开始系统复盘。”杨洛的声音在指挥室里响起,“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件侦办全过程回顾;第二部分,经验与教训总结;第三部分,对跨国执法合作机制的建设性建议。每个人都要发言,每个环节都要深挖。”
他首先看向敖钦:“情报侦查组先开始。”
敖钦站起身,走到大屏幕前调出情报工作流程图:“情报组的经验主要有四点:第一,多源情报互补。在本案中,我们动用了技术侦察、人力情报、金融监控、卫星影像、开源情报等至少七种情报来源。每种来源都有局限性,但相互补充后形成了完整的情报网络。”
他放大几个关键节点:“比如在锁定塔昆藏身地时,技术侦察提供了加密通讯信号的大致区域,卫星影像发现了‘翡翠山庄’的异常活动,人力情报从岩吞处获得了具体位置,三源印证后才最终确认。”
“教训呢?”杨洛问。
“人力情报的长期经营不足。”敖钦坦承,“本案中,我们在缅甸、老挝的线人网络虽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大多是临时建立或激活的关系。如果能有更长期、更深入的人力情报布局,前期侦查可能会更快。建议今后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常态化的情报工作站。”
接下来是技术组的龙鑫。他推了推眼镜,面前的三台显示器同步展示着技术证据的分析过程。
“技术组最大的经验是:电子证据的国际标准化。”龙鑫调出一份对比图表,“本案中,我们提取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卫星定位等电子证据,全部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电子证据标准》进行处理和固定。这确保了证据在四国司法体系中都能被采信。”
他放大了声纹鉴定的技术细节:“比如塔昆的录音证据,我们不仅做了声纹比对,还进行了背景环境音分析、设备特征分析、录音完整性验证等七项技术鉴定。三家独立实验室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让辩护律师团队在技术上无懈可击。”
“教训在于技术手段的更新速度。”龙鑫话锋一转,“塔昆集团后期使用了更先进的量子加密通讯,我们的破解花了太长时间。建议建立跨国犯罪技术动态监测机制,及时更新技术侦查手段。”
周涛检察官从法律角度进行复盘:“本案的法律经验在于‘程序正义的极致化’。从证据提取到证人保护,从引渡程序到庭审质证,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操作。特别是引渡阶段,我们准备了超过两千页的法律文书,预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法律抗辩。”
他调出法律文书的目录:“教训也很明显——涉外法律人才的储备不足。整个专案组只有陈默参赞等少数人精通东南亚国家法律体系。建议公安部建立涉外法律专家库,按区域和法系进行分类储备。”
陆振华代表国际合作战线发言:“本案的国际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双边、多边和专项。双边合作是基础,我们与缅、老、泰三国分别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机制;多边合作是平台,通过中国-东盟、湄公河次区域等机制施加影响;专项合作是突破,针对具体案件成立联合调查组。”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最关键的经验是‘差异化策略’。对缅甸,我们以政治压力为主,辅以经济利益;对泰国,以专业证据推动内部清理;对老挝,以援助换合作。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国家都要量身定制合作策略。”
刘建国副厅长从属地工作角度补充:“边境地区的社会基础工作至关重要。沧澜市公安局岩保副局长之所以能获取关键情报,是因为他在边境工作二十八年积累的人脉和信任。建议加强边境地区警力建设,培养更多‘懂语言、通民俗、知边境’的复合型人才。”
王斌和张华分别从安全保障和后勤支撑角度进行了总结。每个组的发言都既有扎实的数据支撑,又有深刻的反思。
复盘会持续了整整一天。晚上七点,杨洛做总结发言。
“各位的总结很到位。”他环视着指挥室里这些并肩作战两年多的战友,“‘7·26’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多强的个人能力,而是国家意志、系统作战、专业分工、法治精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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