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众人：“第三，由徐庶、潘濬牵头，明日召开执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各部门主管、贤良阁代表、功勋院代表皆需到场。我将亲自说明情况，重申信任原则，并宣布几项加强内部沟通与监督的新措施。谣言止于公开。”
“第四，”张明远眼中寒光一闪，“来而不往非礼也。刘圭，挑选几条关于曹魏‘止流馆’内幕、‘稽查司’敲诈勒索、以及司马懿家族在地方兼并土地的‘故事’，要细节详实，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洛阳某些喜欢清议的士大夫和曹叡案头。也让他们尝尝后院起火的滋味。”
并州北部，靠近长城的云中郡新抚屯区。这里原是汉、胡杂处，豪强、小股盗匪与边军残部交织的混乱地带，近年来才被“玄鼎”逐步控制、安抚。首批二十余名经过紧急培训的“教导吏”，在一位名叫杜衡的年轻典制馆官员带领下，来到了这里，试行《新附地区治理暂行条例》。
杜衡出身寒门，是实务学堂早期优秀学子，对“玄鼎”理念充满热忱。他踌躇满志，决心要在这里播下新制度的种子，树立典范。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
按照条例，他们首先召集了本地原有的乡老、里正及有影响力的豪强代表，宣布废除人身依附、均分部分官田、推行基础律法等新政。初期，这些地头蛇们表面上唯唯诺诺，表示拥护“府主”之令。
但当杜衡试图组织集体耕作、推广新式农具、并建立由民户推选的“屯务会”参与管理时，阻力便出现了。几家拥有大量隐匿田产和依附人口的豪强暗中串联，散布谣言，称“新政是要没收所有私田”、“屯务会乃官府耳目，专事告密”，并威胁那些愿意配合的普通农户。
同时，本地胡人部落对均分草场、编户齐民的政策也疑虑重重，与前来划分界限的吏员发生了冲突。更麻烦的是，一股原本已被招安的小股马贼，因不满被解散编入屯田队，突然啸聚山林，抢劫了刚刚运到的农具和粮种。
杜衡焦头烂额。他试图依据律法惩处闹事豪强，却发现证据难以收集，且对方与郡中某些旧吏仍有千丝万缕联系。他想调集边境驻军震慑，却又被条例中“谨慎使用武力，以免激化矛盾”的条款所限。
“杜兄，如此下去，新政恐将寸步难行啊！”一名同来的教导吏灰心道，“这些旧势力盘根错节，阳奉阴违。光靠我们几张嘴巴和几卷文书，如何能撼动？”
杜衡站在屯区简陋的公廨前，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和戒备警惕的村庄，第一次深切体会到理念落地之难。条例的设计或许在逐鹿城的书斋里逻辑自洽，但在这片被旧规则浸润已久的土地上，却显得如此无力。他开始反思，是否过于急躁？是否需要对本地势力做出更多妥协？但妥协的底线又在哪里？
他将遇到的困境和困惑，写成了一份详实的报告，派人火速送往逐鹿城典制馆。这份报告，必将引发关于新附地区政策的新一轮激烈辩论。
建业，吴宫。孙权接到了“玄鼎”执政张明远那封不卑不亢、回避帝号但开放商贸的回复。他捏着那封以“外务司”名义发出、措辞严谨的文书，脸上并无多少愠色，反而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张明远……果然非俗流。不以朕为帝，却也未断往来之途。”他对侍立的诸葛瑾道，“子瑜（诸葛瑾），你以为如何？”
诸葛瑾谨慎答道：“陛下，‘玄鼎’虽不行帝制，然其实力日增，雄踞北疆，确是不可忽视之力。其愿通商，于我江东利多弊少。其毛皮、牲畜、药材，皆我所缺；我之丝绸、瓷器、海盐，亦可北销。且……若能与彼保持通道，将来无论是对魏，还是对蜀，都多了一重辗转余地。”
孙权点头：“正是此理。曹叡小子与司马懿，视‘玄鼎’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诸葛亮与朕盟好，然其一心北伐，若其势大，亦非江东之福。此‘玄鼎’恰如一块坚石，抵在曹魏腹背，亦牵制蜀汉侧翼。朕不必与之结盟，只需维持这条商路，令其存在，便是对朕最有利之势。”
他沉吟片刻，下令：“告诉陆逊，江防不可松懈，但对北边海商往来，可适度放宽，加强监管即可。另，密令赴逐鹿使者，可与‘玄鼎’外务司详细磋商通商细则，尤其要争取我方急需物产的稳定输入。至于帝号称谓……暂且不必强求，务实为先。”
孙权看得明白，在三国鼎立的脆平衡中，一个强大且与魏、蜀体制皆不同的“玄鼎”，是其可以用来制衡两边、渔翁得利的绝佳棋子。他不需要“玄鼎”称臣，只需要它持续消耗曹魏，并存在下去。
暗流在各自治下涌动，裂痕在理想与现实间显现。曹魏的高压催生着更隐蔽的反抗；“玄鼎”内部的信任遭遇毒箭考验，扩张之路在实践中碰壁；而东吴则在冷静地计算着如何利用这复杂的局面，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三国鼎立之下，暗潮汹涌，一场关乎制度生命力、内部凝聚力与战略定力的更深层次竞赛，已然拉开帷幕。每一道裂痕，都可能在未来演变成决堤的缺口；每一股暗流，也都可能汇聚成改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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