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日清晨，主办方把主城最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全部清空，改造成严密而简洁的考场。高挑的大厅被均匀切成一个个静止的“坐标格”，数百张单人桌隔出足够的距离，灯光洁白，不留半点阴影。空气里有纸张的干香与金属空调口吐出的微凉，寂静得像一块被擦拭至毫无噪点的镜面。
各代表队按编号入场。队服颜色在座位间交错，语言被压低到耳语以下，只有鞋底摩擦地面的细声，被放大得像一支鼓点。
林晚照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先把主办方发的 2B 铅笔、蓝黑墨水笔、橡皮、直尺依顺序摆好，逐件检查——笔尖是否顺手，墨水是否足，橡皮边角是否够“利”。她的背脊呈一条干净的直线，呼吸均匀悠长。斜前方掠过一个高挑的影子，东道主 R 国的安德烈在经过时稍一停步，投来含着挑衅与探查的视线。她连眼皮都没抬，如同对面只是一阵空气的流动。
麦克风“滋”地一响，监考用多种语言重复规则：不得交谈，不得使用电子设备，期间可申请饮水与洗手间，但需记录时间……说到“考试时长四个半小时”时，指针恰好落到起点。考卷自前排向后传递，纸张摩擦声像极细的雨。
第一眼掀开封面，考场各处立刻冒出压抑住的倒吸凉气——
今晨三题，难度“离谱”。
第二题是组合极值：题面简短，条件却像针眼，构造空间被勒到最窄；第三题是冷门数论配上技巧估计，条件密得像密织的网，稍一用力便会扯断在最后一步。就连一些资深领队在隔离区通过监控屏看题，也不自觉挑眉——这组题，绝不会给“快刀手”留太多抄近路的机会。
“哦，天呐……”后排一位欧洲少年把手背抵到额头上，声音低到只够自己听见。
“第二题我连下手口子都找不到……”另一侧，有人把笔尖悬在答题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中国队这边，傅宇哲咬紧了后槽牙，视线像钉子盯住题面；楚月把气息拉长，从最稳的第一题开刀；石磊手心微汗但肩线稳，李佳宁推了推眼镜，眉头紧却不乱；孙一鸣低低念出条件，像往嘴里吞一颗钉子，咽下去就不再吐出来。
而林晚照，先做她惯常的第一件事——十分钟，扫全卷。
目光掠过每一行条件、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限定；难点在哪，卡口在哪，“熟面孔”藏在哪，她在心里像在图上打点。扫到第二题、第三题时，她的眼神微微一亮——不是“天呐太难”的惧意，而是“来了”的兴奋。
十分钟刚满，她翻回第二题，笔尖落下。
——不绕远路，直捣黄龙。
这道组合极值，看上去像要用大锤硬凿，但她在题面里闻到一丝对称的气味。她先把对象抽象成图结构，再用“交换论证”把一切不规整的构型一点点“熨平”；随后用权重平均把局部的“贪婪好看”改造成全局的“必然最优”。关键一步，她把一个含糊的限制等价为“禁止某类微型子结构”的约束，从而把“数数”转成“避禁”，范围霎时开阔。几行下去，她建立了一个极值上界的不等式链，紧接着给出一个结构清晰的构造达成下界——上下咬合，锁死。
没有暴力枚举，没有漫天试探。她的证明像从雾里开出一条直线，细且准。
巡场教师从她的桌旁走过，脚步下意识慢了半拍。那页答题纸上，墨迹清晰，逻辑链条连成一根绷紧的线。老师当然不能看懂全部，但“整洁”“有序”这两件事，隔着语言也是共通的。
第二题结束，她不做停留，翻去第三题。
这道数论，不少人一见到“复杂估计”就选择硬算，把草稿纸揉皱一沓。她却先松开握笔的手，默念了一句：“先把绳子理顺。”
她抓到一个关节：“把乘积/求和转为可控的和式或积分，降低‘震荡’。”于是她先在自然的分界处做分段，把最难缠的尾项剥离出来；再引入平滑的权函数，借助分部求和/Abel 变换，把“跳动”的部分摁平；中段用均值不等式给出干净的上界，尾项用单调性与夹逼锁住，最前端则用两三个“可显算”的常数填整。最妙的是，她在关键一步“换元”，把一个看似无解的差分，转成了一个可估的积分——这不是逃避计算，而是把“险滩”换成“浅滩”。
几行不等式连珠，最后一笔一点，结果落在纸上，像扣上了扣眼。
她抬腕看表，时间过去一半出头，第二题与第三题已给出完整解答。第一题看起来更像送分，她回到开头，刀法干脆利落，几何化一招把抽象条件“看得见”，构造完之后把必要性和充分性分开证明，短短两页整洁收功。
她放下笔，手腕轻轻活动了一下，把三题从头到尾快查一遍——不是每个字都重看，而是在逻辑的搭桥处、量级的转折处、等号显得“可疑”的地方，用目光去“拽”一拽，确实拉得住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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