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技术开发中心?” 厂党委会上,头发花白的王书记拿着陈静宜那份装帧精美的计划书,眉头皱成了川字,“这上面说的倒是天花乱坠:他们出钱、出部分设备、还帮咱们打开国际市场;咱们出技术、出人、出地方。利润按比例分成。听着……倒是挺像那么回事。”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在座的厂领导、楚云飞、周大锤、还有列席的林爱国,脸色各异。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主管生产的孙副厂长敲着烟灰缸,“他们看中的,是咱们刚鼓捣出来的‘塑料王’技术!现在给点甜头,将来技术、市场都攥在他们手里,咱们就成了给他们打工的!这不行!”
“可人家给的设备清单我看了,” 管设备的李主任扶了扶眼镜,“有几台精密注塑机和薄膜拉伸机,确实是咱们急需又搞不到的。还有国际市场的渠道……光靠咱们自己,这好东西啥时候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外汇?”
周大锤憋了半天,瓮声瓮气插话:“领导,别的俺不懂。俺就知道,服务社现在接的那些‘垫片’‘密封圈’活儿,人家元件厂和军工单位催得紧,可咱那土法子,就像小孩过家家,这次是侥幸没出大事,下次呢?咱得有个正经车间,像样的设备,还有严格的质量把控!不然就是给国家丢脸!” 他这话说得实在,一下戳中了质量问题的痛处。
楚云飞也开了口,语气凝重:“技术是我们的根本。合作可以谈,但必须明确:核心技术专利、工艺配方、所有实验数据的最终所有权,必须100%属于我们。合作范围,只能限定在特定产品的产业化开发和技术服务,不能涉及上游材料和核心工艺研发。而且,合资公司的管理权、财务权,必须由我方主导。”
林爱国安静地听着,知道这是把难题摆上了台面:要陈静宜的钱和设备,又不想给她核心技术和管理权,这谈判难度极大。但楚云飞划的这条线,是底线。
会议没有结论,决定先由楚云飞、周大锤和厂办人员组成小组,与陈静宜进行“初步接触”,摸摸对方的真实底线。
散会后,林爱国被周大锤拽到服务社后库房。那台惹祸的小车床已经停了,旁边堆着不少等待返工或报废的密封圈。
“爱国,你看看这个。”周大锤拿起一片出现细微放射状裂纹的密封圈,脸色难看,“就这,还敢说是‘军品’?老子脸上臊得慌!必须得解决!”
林爱国接过仔细查看。裂纹很细,集中在薄膜受力弯曲的部位,确实是材料批次不均和冲压应力集中导致的早期疲劳。解决思路有两个:一是从源头上控制薄膜质量,但这需要更精密的流延或涂布设备,目前没有;二是在加工工艺上补偿,比如优化冲压模具的圆角弧度,增加一道低温热定型工序来释放内应力。
“师父,设备咱们一时半会搞不到。但工艺可以改。”林爱国指着裂纹处,“咱们的冲头边缘太锋利,跟刀似的,容易伤到薄膜。能不能把冲头刃口磨出个很小的圆弧?还有,冲压好的零件,咱们找个旧烘箱,用很低的温度(比如80度)烘它几个小时,就像……就像烤红薯,慢火煨透了,里面就不夹生了,说不定能把这‘内伤’给‘熨平’一点。”
“磨圆角?低温烘?”周大锤琢磨着,“听着有点道理!烘箱好办,废品站就有淘汰的。冲头磨圆角……老子试试!” 说干就干,他立刻找来砂轮和油石,对着那几个关键冲头小心翼翼地打磨起来。
林爱国则开始设计一个极其简陋的“产品质量追溯卡”。用复写纸和裁好的硬纸片,每批领用的薄膜原料编号、操作工(目前就他俩)、加工日期、使用的模具编号、烘烤温度和时间……全都手工记录下来,贴在装成品的小纸盒上。“万一再出问题,咱们至少能知道是哪一环出了岔子。” 这法子笨,但在没有计算机和条形码的年代,是唯一能想到的质量管控雏形。
几天后,初步接触的结果反馈回来。陈静宜的态度出乎意料地“灵活”。她同意核心知识产权完全归中方所有,也接受合资公司由中方控股和管理。但她提出了两个新条件:第一,合资公司拥有聚酰亚胺下游产品(非核心材料)的独家国际市场销售代理权;第二,欧罗巴基金会要派遣一名“技术联络官”常驻合资公司,“负责与欧洲研发团队的协调与市场反馈”。同时,她暗示,如果合作顺利,基金会可以考虑协助引进一条小型的薄膜流延实验线。
代理权意味着将大部分利润让渡给渠道方;“技术联络官”则是显而易见的“监军”和信息通道;而流延实验线的诱惑,对正被薄膜质量卡脖子的楚云飞来说,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在掂量、试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批经过“磨圆角+低温烘烤”工艺处理、并贴有“追溯卡”的新密封圈,被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元件厂。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份林爱国熬夜写的、措辞极其谦卑的“工艺改进与质量保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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