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技术开发中心？” 厂党委会上，头发花白的王书记拿着陈静宜那份装帧精美的计划书，眉头皱成了川字，“这上面说的倒是天花乱坠：他们出钱、出部分设备、还帮咱们打开国际市场；咱们出技术、出人、出地方。利润按比例分成。听着……倒是挺像那么回事。”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在座的厂领导、楚云飞、周大锤、还有列席的林爱国，脸色各异。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主管生产的孙副厂长敲着烟灰缸，“他们看中的，是咱们刚鼓捣出来的‘塑料王’技术！现在给点甜头，将来技术、市场都攥在他们手里，咱们就成了给他们打工的！这不行！”
“可人家给的设备清单我看了，” 管设备的李主任扶了扶眼镜，“有几台精密注塑机和薄膜拉伸机，确实是咱们急需又搞不到的。还有国际市场的渠道……光靠咱们自己，这好东西啥时候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外汇？”
周大锤憋了半天，瓮声瓮气插话：“领导，别的俺不懂。俺就知道，服务社现在接的那些‘垫片’‘密封圈’活儿，人家元件厂和军工单位催得紧，可咱那土法子，就像小孩过家家，这次是侥幸没出大事，下次呢？咱得有个正经车间，像样的设备，还有严格的质量把控！不然就是给国家丢脸！” 他这话说得实在，一下戳中了质量问题的痛处。
楚云飞也开了口，语气凝重：“技术是我们的根本。合作可以谈，但必须明确：核心技术专利、工艺配方、所有实验数据的最终所有权，必须100%属于我们。合作范围，只能限定在特定产品的产业化开发和技术服务，不能涉及上游材料和核心工艺研发。而且，合资公司的管理权、财务权，必须由我方主导。”
林爱国安静地听着，知道这是把难题摆上了台面：要陈静宜的钱和设备，又不想给她核心技术和管理权，这谈判难度极大。但楚云飞划的这条线，是底线。
会议没有结论，决定先由楚云飞、周大锤和厂办人员组成小组，与陈静宜进行“初步接触”，摸摸对方的真实底线。
散会后，林爱国被周大锤拽到服务社后库房。那台惹祸的小车床已经停了，旁边堆着不少等待返工或报废的密封圈。
“爱国，你看看这个。”周大锤拿起一片出现细微放射状裂纹的密封圈，脸色难看，“就这，还敢说是‘军品’？老子脸上臊得慌！必须得解决！”
林爱国接过仔细查看。裂纹很细，集中在薄膜受力弯曲的部位，确实是材料批次不均和冲压应力集中导致的早期疲劳。解决思路有两个：一是从源头上控制薄膜质量，但这需要更精密的流延或涂布设备，目前没有；二是在加工工艺上补偿，比如优化冲压模具的圆角弧度，增加一道低温热定型工序来释放内应力。
“师父，设备咱们一时半会搞不到。但工艺可以改。”林爱国指着裂纹处，“咱们的冲头边缘太锋利，跟刀似的，容易伤到薄膜。能不能把冲头刃口磨出个很小的圆弧？还有，冲压好的零件，咱们找个旧烘箱，用很低的温度（比如80度）烘它几个小时，就像……就像烤红薯，慢火煨透了，里面就不夹生了，说不定能把这‘内伤’给‘熨平’一点。”
“磨圆角？低温烘？”周大锤琢磨着，“听着有点道理！烘箱好办，废品站就有淘汰的。冲头磨圆角……老子试试！” 说干就干，他立刻找来砂轮和油石，对着那几个关键冲头小心翼翼地打磨起来。
林爱国则开始设计一个极其简陋的“产品质量追溯卡”。用复写纸和裁好的硬纸片，每批领用的薄膜原料编号、操作工（目前就他俩）、加工日期、使用的模具编号、烘烤温度和时间……全都手工记录下来，贴在装成品的小纸盒上。“万一再出问题，咱们至少能知道是哪一环出了岔子。” 这法子笨，但在没有计算机和条形码的年代，是唯一能想到的质量管控雏形。
几天后，初步接触的结果反馈回来。陈静宜的态度出乎意料地“灵活”。她同意核心知识产权完全归中方所有，也接受合资公司由中方控股和管理。但她提出了两个新条件：第一，合资公司拥有聚酰亚胺下游产品（非核心材料）的独家国际市场销售代理权；第二，欧罗巴基金会要派遣一名“技术联络官”常驻合资公司，“负责与欧洲研发团队的协调与市场反馈”。同时，她暗示，如果合作顺利，基金会可以考虑协助引进一条小型的薄膜流延实验线。
代理权意味着将大部分利润让渡给渠道方；“技术联络官”则是显而易见的“监军”和信息通道；而流延实验线的诱惑，对正被薄膜质量卡脖子的楚云飞来说，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在掂量、试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批经过“磨圆角+低温烘烤”工艺处理、并贴有“追溯卡”的新密封圈，被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元件厂。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份林爱国熬夜写的、措辞极其谦卑的“工艺改进与质量保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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