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的画卷，在明治日本那蓄势待发的紧张氛围中，将时光的指针拨向了公元1894年。
东北亚的火药桶，终于在朝鲜半岛这个古老的事大之地被点燃。
一场在西方列强看来或许是“边缘地带”的冲突，却以其惨烈的结局，彻底颠覆了维系千年的东亚传统秩序。
【朝鲜，向称‘箕子封国，礼仪之邦’，久列中华藩属，然其内政不修，党争激烈，终成外患之导火索，东学党乱起，中日两国依《天津条约》相继出兵，犹如双龙抢珠，局势瞬间失控。】
东京，明治天皇于宫中亲临御前会议，其神色凝重却目光坚定。
以伊藤博文首相和外相陆奥宗光为首的内阁，早已做好了不惜一战的准备。
“朝鲜内政改革之必要，已不容置疑，然清国必加阻挠，此正为匡正东亚纲纪之良机。”
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直言不讳。
日军不请自来，更反客为主，迅速控制朝鲜王宫，扶植亲日政权，其战略决心与行动效率，与清廷的犹豫不决形成鲜明对比。
紫禁城内，光绪皇帝虽已亲政，然朝堂之上，“帝党”“后党”之争暗流汹涌。
身膺北洋重责、执掌外交多年的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虚有其表，陆师亦难堪大用，一心寄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主张“羁縻为上”，竭力避免战争。
奏折中“跨海远征，力有未逮”，“我国之备，不但无必胜之把握，且恐无必胜之根基”等语，道尽了其内心的无奈与清醒的悲观。
然而，以光绪师傅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则高唱“主战”论调，痛斥李鸿章“避战保船”，贻误战机。
庙算未定，前线已烽烟四起。
丰岛突袭，不宣而战。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对运送清军援兵的“济远”、“广乙”舰及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发动突然袭击。
“高升”号被击沉，近千名清军官兵壮烈殉国。
消息传至伦敦，英国社会一片哗然，舆论震惊于日本的胆大妄为。
首相罗斯伯里伯爵在议会中面临巨大压力，但基于牵制俄国的远东战略考量，最终仅以外交抗议了事。
这一事件，已然暴露了日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冒险性格，以及国际社会在“强权即公理”原则下的冷漠。
平壤溃败，陆战崩析。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清军将领左宝贵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其麾下将士亦英勇抵抗。
然而，主帅叶志超却惊惶失措，竟树白旗弃城而逃，一夜狂奔五百里，退过鸭绿江。
日军乘胜追击，战火迅速烧至中国境内。
陆战之溃败，不仅在于装备训练，更在于指挥系统的腐朽与战斗意志的涣散。
黄海烈战，龙旗飘零。
9月17日，中日两国主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迎头相撞。
这场蒸汽铁甲时代规模空前的海战，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走向。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负伤指挥，各舰官兵亦多拼死力战。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舰只重创、弹药将尽之际，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日军旗舰“吉野”，决意与敌同沉，不幸途中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大部殉国，其“义不独生”之志气，感天动地。
然则，北洋舰队在战术指挥、速射炮火力、弹药质量、舰队航速等方面全面落于下风，“定远”、“镇远”二巨舰虽装甲厚重，亦成众矢之的，孤木难支。
海战结果，北洋水师损失五舰，遭重创后退守威海卫，日本联合舰队夺取了黄海制海权。
旅顺屠城，寰宇震惊。
11月，日军攻陷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口。
入城后，日军对城内未及撤离的平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日之间，约两万同胞遇害。
西方随军记者如《泰晤士报》的柯文等，以笔和相机记录下了这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国际舆论为之哗然。
消息传至巴黎，连一向对东方事务持淡漠态度的法国总统卡诺也不禁愕然，对幕僚言道。
“这已超越了战争的范畴，这是兽性的宣泄，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展示其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其灵魂中令人不安的阴暗面。”
威海卫悲歌，北洋覆灭。
1895年初，日军海陆夹击，围攻北洋水师最后的基地威海卫。
困守刘公岛的丁汝昌，在外援断绝、内部哗变的绝境中，拒绝了日军的劝降，服毒自尽，实践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誓言。
2月17日，太阳旗升起在刘公岛上空，残存的北洋舰艇尽数被俘。
龙旗飘落，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
万朝时空，一片死寂。
大宋，汴京。
神宗赵顼与王安石君臣，目睹海战之惨烈，相顾无言。
良久，神宗方叹道。
“水师之要，竟至于斯！昔年朕等只虑漕运河防，殊不知海上霸权，实乃国运所系，器不利，技不精，虽有忠勇之士，亦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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