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船厂的扩建工地上，号子震天，夯土垒石，蒸汽机的试验场里，黑烟与白汽交织，发出沉闷的咆哮。然而，在洪武十九年的这场工业变革中，最剧烈、最直接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的震动，并非来自于这些宏大的国家工程，而是来自于江南水乡那千百间响起新式织机轰鸣的作坊。
工部将作监标准化理念的扩散，如同投入池塘的涟漪，最初只在官方织造局内圈圈荡开。但当朱雄英有意无意地允许部分非核心的标准化织机图纸和零件，通过“便民匠铺”及与官方合作的民间匠坊流向市场时，这股涟漪迅速演变成了席卷整个江南纺织业的滔天巨浪。
最先嗅到商机的是苏州府吴江县一位名叫沈荣的中等机户。他祖辈织绸，家中有织机五张，雇工十余人，在县里算是小康之家。当他在南京的“便民匠铺”见到那些锃光瓦亮、结构精巧的标准化织机零件，并听闻官营织造局因此效率大增后，他几乎押上了全部家当，通过关系从官方匠坊购得了两台套件，又聘请了一位曾在将作监做过工的退休老匠人负责组装调试。
当那两台新式织机在沈家作坊里“哐当哐当”地运转起来时，沈荣和他的雇工们都惊呆了。相比旧式织机，新机的投梭、提综、卷布等动作更加精准、迅捷，一个熟练织工的操作效率，几乎提升了一倍！而且由于零件标准，维修更换也变得异常简单。
不出三月，沈荣织出的绸缎不仅数量翻番，而且因为织机稳定，疵布率大幅下降，质地更加均匀。他的绸缎在苏州城里成了抢手货，利润滚滚而来。
沈荣的成功，如同在干燥的草原上投下了一颗火种。邻近的机户们闻风而动，纷纷效仿。有能力者直接购买套件组装，资金不足者则合伙置办，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新式织机组装、维修的匠户。短短半年间，吴江县乃至整个苏松地区，新式织机的轰鸣声便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生产力的大爆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激起了最激烈的矛盾。
首先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那些依然固守旧式织机的小机户和家庭织妇。他们的手工织物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无法与新式织机竞争，产品滞销，价格下跌，生计迅速陷入困境。恐慌与不满在民间蔓延。
其次，是掌控着传统丝绸销售渠道的牙行（中介）和部分大绸缎商。以往，他们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渠道垄断，可以轻易压低机户的收购价。如今，生产效率提升，货源充足，机户们有了更多的议价权，他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更剧烈的冲突，则发生在劳资之间。新式织机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但对体力的要求相对降低，这使得作坊主更倾向于雇佣工钱要求较低、更容易管理的年轻女工或学徒，一些技术落伍的男性熟练织工反而面临失业威胁。同时，作坊主为了最大化利用昂贵的织机，普遍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而工钱却未相应增长，劳资纠纷日益增多。
这一日，苏州城爆发了洪武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织工骚动。数百名失业的旧式织工和不满工钱、工时的雇工，聚集在府衙前，喧嚷哭诉，要求官府“禁毁奇技淫巧”，恢复旧观，甚至有激愤者冲击了几家率先采用新式织机的大作坊。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至南京。
朝堂之上，风云再起。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不再仅仅来自于保守的清流，更多是来自江南出身的官员，他们代表着家乡士绅、旧式机户和牙行的利益，言辞恳切，甚至声泪俱下。
“陛下！皇长孙殿下！苏松之地，乃国家财赋重地，亦是民心所系！如今新机一行，千万旧有机户顿失生计，流离失所，聚众闹事，此乃动摇国本之祸根啊！”
“《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此乃圣王治国之道。今以机巧之物，夺小民之食，岂是仁政所为？”
“臣听闻，那新式织机日夜轰鸣，女子抛头露面，入厂劳作，有伤风化，长此以往，伦理何在？纲常何在？”
这些奏疏，将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阵痛，巧妙地包装成了“仁政”、“民心”、“纲常”的问题，将矛头直指朱雄英推行的工政革新路线。
御书房内，朱元璋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报，眉头紧锁。江南的稳定关乎漕运和税赋，他不能不在意。他将目光投向朱雄英，带着探询：“英儿，此事闹得不小，你看该如何处置？莫非，这新织机……真的错了？”
朱雄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退缩。这不仅是几台织机的问题，更是决定大明未来是走向开放进取，还是退回封闭保守的关键节点。
他深吸一口气，从容奏对：“皇祖父，孙儿以为，此非新织机之错，乃是变革之中，必有之阵痛，如同产妇分娩，必经苦楚，方能诞下新生儿。”
他命人抬上一块巨大的木板，上面贴着由户部和锦衣卫紧急统计的数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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