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船厂的扩建工地上,号子震天,夯土垒石,蒸汽机的试验场里,黑烟与白汽交织,发出沉闷的咆哮。然而,在洪武十九年的这场工业变革中,最剧烈、最直接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的震动,并非来自于这些宏大的国家工程,而是来自于江南水乡那千百间响起新式织机轰鸣的作坊。
工部将作监标准化理念的扩散,如同投入池塘的涟漪,最初只在官方织造局内圈圈荡开。但当朱雄英有意无意地允许部分非核心的标准化织机图纸和零件,通过“便民匠铺”及与官方合作的民间匠坊流向市场时,这股涟漪迅速演变成了席卷整个江南纺织业的滔天巨浪。
最先嗅到商机的是苏州府吴江县一位名叫沈荣的中等机户。他祖辈织绸,家中有织机五张,雇工十余人,在县里算是小康之家。当他在南京的“便民匠铺”见到那些锃光瓦亮、结构精巧的标准化织机零件,并听闻官营织造局因此效率大增后,他几乎押上了全部家当,通过关系从官方匠坊购得了两台套件,又聘请了一位曾在将作监做过工的退休老匠人负责组装调试。
当那两台新式织机在沈家作坊里“哐当哐当”地运转起来时,沈荣和他的雇工们都惊呆了。相比旧式织机,新机的投梭、提综、卷布等动作更加精准、迅捷,一个熟练织工的操作效率,几乎提升了一倍!而且由于零件标准,维修更换也变得异常简单。
不出三月,沈荣织出的绸缎不仅数量翻番,而且因为织机稳定,疵布率大幅下降,质地更加均匀。他的绸缎在苏州城里成了抢手货,利润滚滚而来。
沈荣的成功,如同在干燥的草原上投下了一颗火种。邻近的机户们闻风而动,纷纷效仿。有能力者直接购买套件组装,资金不足者则合伙置办,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新式织机组装、维修的匠户。短短半年间,吴江县乃至整个苏松地区,新式织机的轰鸣声便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生产力的大爆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激起了最激烈的矛盾。
首先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那些依然固守旧式织机的小机户和家庭织妇。他们的手工织物在效率和质量上都无法与新式织机竞争,产品滞销,价格下跌,生计迅速陷入困境。恐慌与不满在民间蔓延。
其次,是掌控着传统丝绸销售渠道的牙行(中介)和部分大绸缎商。以往,他们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渠道垄断,可以轻易压低机户的收购价。如今,生产效率提升,货源充足,机户们有了更多的议价权,他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更剧烈的冲突,则发生在劳资之间。新式织机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但对体力的要求相对降低,这使得作坊主更倾向于雇佣工钱要求较低、更容易管理的年轻女工或学徒,一些技术落伍的男性熟练织工反而面临失业威胁。同时,作坊主为了最大化利用昂贵的织机,普遍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而工钱却未相应增长,劳资纠纷日益增多。
这一日,苏州城爆发了洪武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织工骚动。数百名失业的旧式织工和不满工钱、工时的雇工,聚集在府衙前,喧嚷哭诉,要求官府“禁毁奇技淫巧”,恢复旧观,甚至有激愤者冲击了几家率先采用新式织机的大作坊。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至南京。
朝堂之上,风云再起。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不再仅仅来自于保守的清流,更多是来自江南出身的官员,他们代表着家乡士绅、旧式机户和牙行的利益,言辞恳切,甚至声泪俱下。
“陛下!皇长孙殿下!苏松之地,乃国家财赋重地,亦是民心所系!如今新机一行,千万旧有机户顿失生计,流离失所,聚众闹事,此乃动摇国本之祸根啊!”
“《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此乃圣王治国之道。今以机巧之物,夺小民之食,岂是仁政所为?”
“臣听闻,那新式织机日夜轰鸣,女子抛头露面,入厂劳作,有伤风化,长此以往,伦理何在?纲常何在?”
这些奏疏,将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阵痛,巧妙地包装成了“仁政”、“民心”、“纲常”的问题,将矛头直指朱雄英推行的工政革新路线。
御书房内,朱元璋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报,眉头紧锁。江南的稳定关乎漕运和税赋,他不能不在意。他将目光投向朱雄英,带着探询:“英儿,此事闹得不小,你看该如何处置?莫非,这新织机……真的错了?”
朱雄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退缩。这不仅是几台织机的问题,更是决定大明未来是走向开放进取,还是退回封闭保守的关键节点。
他深吸一口气,从容奏对:“皇祖父,孙儿以为,此非新织机之错,乃是变革之中,必有之阵痛,如同产妇分娩,必经苦楚,方能诞下新生儿。”
他命人抬上一块巨大的木板,上面贴着由户部和锦衣卫紧急统计的数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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