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监国的旨意，如同在冬日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波澜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应天城内的各级衙门，运转节奏陡然加快，无数双眼睛或明或暗地聚焦于东宫，聚焦于那位开始代行皇权的储君，以及他身边那位年仅八岁、却无人敢小觑的皇长孙。
朱标性格仁厚，骤然肩负起如此重担，初始不免有些战战兢兢，处理政务时格外谨慎，甚至有些束手束脚。许多原本朱元璋可以乾纲独断的事情，到了他这里，往往需要反复征求阁臣、部院意见，效率难免受到影响。几日下来，堆积的奏章非但未见减少，反而因他的迟疑不决而愈发增多。
这一日，朱标在东宫书房内，对着一份关于江西水患后蠲免钱粮的奏报，已是踌躇了半个时辰。按照旧例，大灾之后确有蠲免，但具体免多少，免哪些州县，牵扯甚广，他生怕处置不当，或损国帑，或伤民望。
“父亲可是为此事烦忧？”朱雄英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他并未像以往那样只是安静旁听，而是主动走上前来。
朱标叹了口气，将奏报推到他面前：“英儿，你来看。江西此次水患，波及三府，受灾百姓数十万。依例当免赋税，然去岁盐案刚毕，国库虽稍裕，北疆、东南用度亦巨。若全免，恐伤国力；若不免或减半，又恐伤及灾民，引起民怨。轻重之间，实难权衡。”
朱雄英拿起奏报，快速浏览了一遍，又看了看旁边户部拟定的几个蠲免方案，心中已然有数。他知道，父亲并非没有判断力，而是缺乏那份在复杂局面下敢于拍板的魄力和找到最优解的思路。
他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拿起朱笔，在一旁的空纸上，一边写画，一边用引导的语气说道：“父亲，此事或可从几个方面考量。其一，受灾程度。这三府之中，何府最重？何府次之？何府最轻？当有区分，不能一概而论。”
他在纸上写下“区分轻重”四字。
“其二，百姓存续。灾后百姓最急需者，并非立刻缴纳赋税，而是口粮、种子，以恢复生产。朝廷蠲免，是恤民，但若能使百姓迅速恢复生计，来年税源方能不绝。”
他写下“保障生产”。
“其三，朝廷负担。全免固然能收民心，但若国力不允，亦可考虑折中之策。”
他放下笔，看向朱标：“故而，儿臣浅见，或可命江西布政使司及巡按御史，即刻重新详核三府具体受灾田亩、人丁，按其损失程度，分为‘全免’、‘减半’、‘缓征’三等。对受灾最重、民力已竭之地，准予全免一年钱粮；次重者，免其半；较轻者，可准其将今年应缴之税，延缓至明年秋收后分两年带征。”
他顿了顿，补充了关键一点：“同时，由户部从太仓粮中，紧急调拨一部分，以‘贷种’形式发放给确无种子的极贫灾民，约定待来年收成后归还，不计利息。如此，既体现了朝廷恤民之仁，又避免了国库一次性过大支出，更助百姓恢复了生产之基，可谓三全。”
一番话，条分缕析，将复杂的问题拆解成几个关键点，并提出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兼顾了朝廷与百姓利益的方案。
朱标听得茅塞顿开，紧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妙啊！区分等级，全免、减半、缓征，再辅以贷种！如此，既解了灾民燃眉之急，又不至朝廷负担过重，更能助其恢复！英儿，此策甚善！”
他立刻提笔，按照朱雄英的思路，稍加润色，便形成了一道措辞严谨、考量周全的批示，发往户部及江西地方。
这只是开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雄英虽不直接发号施令，却总能在朱标遇到难题时，恰到好处地提出关键建议。他仿佛拥有一种化繁为简的天赋，无论多么盘根错节的政务，到他这里，都能迅速被抓住核心矛盾，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面对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关于边军冬衣补给标准的争执，他提出“按戍守地域寒苦程度、任务轻重分级配给，并引入新式织机所产厚布，以降低成本”；
面对刑部上报的一批情节复杂、量刑有争议的积年旧案，他建议“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抽调干员组成复核专班，集中审理，依据《大明律》与案情实际，统一量刑尺度，速结速报，以清积弊”；
面对礼部关于来年科举取士名额分配的争论，他提醒父亲“当兼顾南北士子平衡，并注重策论中对实务的考察，以选拔真正能吏”。
他的建议，往往并非惊世骇俗的创见，却总能切中肯綮，兼顾各方，效率与公平并重，让原本争执不休的各方都能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使得政务处理变得顺畅了许多。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态度。他始终恪守辅佐的本分，所有的建议都以“儿臣浅见”、“或可参详”等谦逊的口吻提出，最终的决策和批示均由朱标亲自下达。他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父亲的光环之后，既发挥了关键作用，又维护了太子监国的权威，避免了“喧宾夺主”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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