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地的夏天，如同它蛮野的性子，来得猛烈，去得却也干脆。当鲁武卒庞大的队伍，裹挟着战后的疲惫、收获的复杂与北归的急切，终于告别合川雨季的泥泞，开始真正踏上通往米仓道的北行之路时，节令已悄然滑向了初秋。
最初的一段路程，依旧在巴郡新划定的疆域内。夏末的余威尚未散尽，正午的阳光依旧炽烈，晒得官道上的尘土发烫。但早晚时分，山风已带上了明显的凉意，特别是当队伍行进在那些林木幽深的峡谷时，穿谷而过的风呜呜作响，卷起枯叶和细沙，扑打在脸上，已能感到秋的肃杀。僰溪的水量明显回落，露出了更多被冲刷得圆润的卵石滩，水色也清冽了许多。两岸的稻田里，稻穗开始泛黄，沉甸甸地低垂着，等待着收割。山林的颜色不再是单一的、饱胀的浓绿，而是开始掺杂进金黄、赭红、绛紫的斑驳，像一幅巨大的、正在慢慢褪色又同时染上新彩的织锦。
队伍的行进速度因人员庞杂、辎重繁多而快不起来。近五万人的队伍，拉成了前后绵延近二十里的长龙。前面是鲁武卒的本队，甲胄旗帜相对整齐，保持着基本的行军纪律；中间是数量庞大的、自愿跟随的巴人降卒，他们衣衫褴褛，沉默寡言，如同一条灰色而驯服的河流，在太阳的监视下默默流淌；最后则是更多的老弱妇孺——巴人降卒的家眷，以及从沿途破败村寨中收容的、无依无靠的巴地平民。他们推着简陋的鸡公车，挑着破烂的家当包袱，抱着啼哭的幼儿，步履蹒跚，眼中充满了对前路的茫然和对身后故土的不舍。
姬屯骑在马上，行走在队伍中前部。他不再像南下时那样时刻紧绷着神经，警惕着敌情。但另一种压力，更为庞大而琐碎的压力，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他。数万张嘴每日消耗的粮秣是一个天文数字，尽管从合川及沿途韩军据点补充了一些，但北归路长，必须精打细算。队伍的卫生、疾病防治（尤其是夏秋之交容易流行的痢疾和疟疾）、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掉队者的安置、乃至沿途与韩国地方官吏的交涉……千头万绪，都需要他这位最高统帅决断或过问。
然而，在这纷繁的庶务压力之下，姬屯的内心，却同时涌动着一股与这秋日气息不甚协调的、越来越鲜明的激越与期待。这期待，源于他沿途的所见所闻，更源于他自身地位的巨大变化和随之膨胀的抱负。
越是往北，离开巴蜀腹地，进入韩国直接统治更久、变法成果渗透更深的区域，所见景象便与南方的“新旧交替”或“强制新生”截然不同。
官道明显拓宽并夯实了，关键路段还铺上了碎石，即便在雨后也能较快通行。沿途每隔三十里，便能看到规整的驿站，黑瓦白墙，旗帜鲜明，不仅有供传递公文军情的驿卒换马歇脚之处，往往还附带有官营的“逆旅”，为过往商旅提供简单的食宿，甚至有军医常驻，可为行人处理急症。驿丞和小吏穿着统一的青色吏服，办事利索，验看姬屯的通行文书时一丝不苟，却又保持着对这支庞大友军的必要礼遇。
道路两旁的村庄，不再是巴地那种散乱布置的竹木寨子，而是规划整齐的聚居点。夯土或砖石为基的房舍成排成列，屋顶统一铺着烧制规整的黑瓦或茅草（显然经过防火处理），村口立着刻有村名、户数、里正姓名的石碑，村中往往还有小小的社祠和学堂。田间劳作的多是自耕农或佃农，但使用的农具明显比巴地所见更为先进多样，除了曲辕犁、耙耢、龙骨水车，姬屯还看到了用于脱粒的“连枷”，用于精选种子的“风车”，甚至在几处较大的庄园附近，看到了利用水力驱动的“水碓”和“水磨”，正在加工粮食。农夫们的脸色虽因劳作而黝黑，但神情相对安然，少见饥馑之色。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商业的活跃。在几处交通枢纽或河流渡口，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市集。不仅是附近的农户前来交易余粮、果蔬、禽畜、手工制品，还能看到来自更远地方的商队。驮着蜀锦、邛杖、井盐的马帮，装载着南阳铁器、江汉漆器、汝阳瓷器的车队，乃至来自西域的胡商带着琉璃、香料等珍奇之物，在此歇脚、交易。市集上有官设的“市掾”管理度量衡、维持秩序、收取市税，一切井井有条。铜钱（主要是韩国新铸的“韩五铢”）叮当作响，绢帛也被广泛用作大额交易的媒介，甚至出现了几家挂着“飞钱汇兑”招牌的铺子——据说可以在此存入铜钱，凭票到南阳、新郑等大城兑取，大大方便了行商。
一种蓬勃的、有序的、充满活力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不再是征服初期那种靠强力催生、带有血腥味的“秩序”，而是一种根植于社会肌体深处、经过变法多年滋养、已然开始良性运转的“盛世”征兆。道路、驿站、水利、农技、市贸、金融……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支撑起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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